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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应试者，弓刀石三项必须有两项为头号和二号成绩，三号成绩未超过两项者为不合格，取消三场考试资格。

    三场是考文，当时叫“程文”，也称“内场”，相当于文化课考试。

    内场考试对大多数武人来说，比外场考试更难应付，所以考试办法不得不屡有变动。

    最初是考策、论文章，“策”相当于问答题，“论”是按试题写一篇议论文。

    顺治时定为策二篇、论二篇，题目选自四书和兵书。

    慷熙年间改为策一篇、论二篇。

    策题出自孙子》、吴子》、司马法》三部兵书，论题只从论语》、孟子》中出，考试难度有所降低。

    乾隆时又改为策一题、论一题，题目都选自武经七书》。

    到嘉庆年间，考虑到武人多不能文，所考策论多不合格，而不少外场成绩突出者又往往败于内场，于是干脆废除策论，改为按要求默写武经七书》中一段，通常只一百字左右。

    这样一味迁就，使内场考试的水平越来越低，最后差不多只是形式上的存在罢了。

    当时社会上歧视武人之风极盛，经此一改，武人更加被文士们看成粗鲁武夫，武举的社会地位大不比清代前期了。

    也正是因为文武分途不利于造就兼备人材的问题，所以清朝的康熙曾要求打破考试中的传统界限，允许文武生员举人交叉考试，武科举人可以改考文科进士，文科举人可以改考武科进士。

    这是由于康熙认为：“如此则各得展其所学，文武两途，皆得真才矣。”

    然而，整个清代，文武交叉考试者寥寥无几。

    文武各成畛域而壁垒森严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文人不武，武人不文，文武兼长的人材也就越来越少。

    文武分途的考试制度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材，却很难造就出亦文亦武的博通人材，应该说这是科举制度的弊端之一，也是清朝中后期政坛上出将人相之人材日见匮乏的原因之一。

    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频繁的御侮战争中，早就显露出武举人材不能适应新的战争，除了长矛大刀与坚船利炮之间的差距外，更重要的还是基本素质和军事思想上的差距。

    然而，朝野上下株守陈规，武举考试竟一直被延续下去。

    光绪二十一年，荣禄首先提出废止武举考试，主张各省创设武备学堂，以西洋军事课程培养新式军人。

    遗憾的是，荣禄的倡议并没有得到大多数朝臣的响应，一拖几年，光绪二十四年照例举行武举会试——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武会试。

    不久，要求改革的呼声又一次响了起来，直到光绪二十七年，武举制度才终于被宣布废止。

    可惜这已经太晚了，仅仅十年后，大清帝国便宜告灭。

    当然，不管怎么说，武举还是有其特俗的历史地位的，毕竟也算是为武人打开了一条出路。

    像是古代科场的最高荣誉是“独占三元”。

    即一个人得了三个第一名：乡试第一解元，会试第一会元，殿试第一状元。

    大家知道的较多的，可能只有文举的连中三元，其实武举也有连中三元的说法，像是清朝武科得三元者只有一位，此人是清初浙江仁和的王玉。

    说来王玉不止是三元，而是独占“四元”。

    他本来是明朝崇祯十二年浙江武乡试的解元。

    入清以后，又参加新王朝的武举，获顺治八年武乡试解元，接着顺治九年武会试获会元，殿试又得状元，是名符其实的“连捷三元”。

    王玉体貌伟岸，武力绝伦，甚得顺治赏识，曾任天津镇总兵等职。

    包括后来的武状元马全，原名马琼，山西阳曲人，是一位性格耿直，武勇超群的英雄人物。

    乾隆十七年壬申，他考中一甲第三名进士，，授官福建游击。

    可是他因与同僚某人语言失欢，发生斗殴。

    某人敌不住马全，由衙门逃到城门外，马全骑马追到城濠的桥上，两人再次奋拳搏斗，后来竟一起落人城濠。

    因为这件事，他被参劾罢官，只好流落北京。

    过了几年，他改名马全，重新参加乾隆二十四年的武乡试，取得武举人资格。

    第二年参加武会试、殿试，居然以优异成绩获取一甲一名武状元。

    殿试外场的时候，乾隆认出了这位技勇出众新科状元马全，其实就是几年前的武探花马瑔。

    马全不胜惶恐，乾隆爱才心切，居然不咎既往，使马全重新获得为国效力的机会。

    后来，他参加了平定金川叛乱的战争，在木果木之役中，率部殿后，英勇殉职。

    马全的经历成为清代武科脍炙人口的佳话，也算是值得钦佩吧，大家觉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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