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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精英还是整体，宋代官员的学术水平和文化素质既高于汉唐又超过明清。

    还有就是科举制造就了一支多达数百万人的读书人阶层。

    这是因为宋代科举制唯才学不论门第，而且获得功名后可直接出仕任官（前文说了，唐代有了科举出身还要经过吏部选拔才能任官）。

    这就为平民跻身社会上层真正的打开了通道。

    科举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除了新生，往年的落榜生还可以多次重考，而官员的位置则不能无限扩大，因此录取人数相对稳定，那么就有相当一批落榜生进入社会。

    这些文化人参与基层公共事务，在乡村开馆做启蒙教育，成为社会活动的组织者、文化的普及者。

    他们更贴近民众，对民众的思想和观念产生影响。

    包括宋代科举对教育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唐朝实行科举制，唐前期官学教育得到发展，唐后期私人讲学逐渐形成气候。

    宋代在科举制的刺激和鼓励下，公学和私学同时兴盛。

    北宋时，范仲淹、王安石两次改革大兴教育，宋徽宗时蔡京也推动过教育改革。

    宋朝前后三次大力办学，建学数量超过以往。

    据统计，中央官学之外，有州学234所，县学516所，私塾、乡学、义学类的启蒙学馆不计其数。

    1104年，宋朝学生人数多达20余万，一次科举报名人数经常达到三四十万。

    宋仁宗时期13榜状元，有12人出身平民。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宋代才真正成为现实，读书真能的改变命运。

    欧阳修、王安石都是贫寒子弟，得中进士后开始截然不同的人生。

    宋代的私人书院多数属于私办官助，是官私结合的教育体制。

    有些私人书院的影响胜过官办学校，据说白鹿书院学生总数有1万人，但不是因为学生参加科举考试的成功率。

    书院的教育目的是为了培养品德高尚的人才，也没有严格的课程和考试，以自学、听讲、讨论为学习方式，管理人员很少。

    宋代科举制与宽松的政治环境造就了新型的士人阶层，他们关心国事、传播文化、普及教育、教化民众，活跃在社会各个方面，使宋代社会生活和文化事业异彩纷呈。

    也正是因此，宋朝又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这是学界的共识。

    宋代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思想艺术的成就与其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不过正所谓有利也有弊，虽然文化事业繁荣昌盛，但这都是重文抑武带来的，由此可以建立了宋朝不同于汉唐、明清的初步印象。

    所以可以说，科举制形成在隋唐，成熟在宋朝，变化在明朝。

    而唐太宗那句“天下英雄入吾毂中矣”不能视为科举制实行程度的证据，就像“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一样，只是形容的语句，不能作依据。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宋太祖赵匡胤的这两句话，算是为宋朝定了性，所以宋朝算是兴于文人之手，也亡于文人之手吧。

    毕竟是一个士大夫背着宋朝最后一个小皇帝跳海的，两者真的算是同生共死，有始有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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