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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1860年5月底的时候，各地军阀就开始陆续改旗易帜，一直到了1860年6月中旬，除了新疆、蒙古、东北这极少数的地方外，其他省份陆续都发表声明，表示接受中华帝国的领导，成为中华帝国的一个自治省。

    他们发布声明之后，早就准备好的各级国防军陆续开进了这些省份的省府或者战略要地，作为中华帝国的中央主权象征以及力量保证。

    随着国防军入驻的，还有中央选派的各级空降干部，比如国税局的官员，各监督地方政务的内务委员等等，都跟着入驻各级省份的官僚体系里面，成为中央掌控地方的耳目与钉子。

    这样一来，尽管各级自治省还拥有很大的自主权，但军队跟外交方面的权力都收归了中央，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收税方面则是平分秋色，这样一来，就等于是强干弱枝，地方再也没有力量对抗中央了，因此说实现了事实上的统一也不过分。

    这个事情自然让各地的老百姓都高兴坏了，毕竟过了那么久的战乱，大家也都希望过几年安生日子，而新朝新气象，大家也都希望在新朝治下，日子能比以前过的更好一点。

    在这种大势所趋治下，就连陈玉成跟洪天富贵，最后也不得不低了头，但他们不要向已经成为中华帝国国民警卫队的李秀成所部投降，而是想直接向帝**的其他精锐部队投降。

    对这种小要求当然没问题，李永吉很快就指派了一个内务府的钦差，带着威武军的一个团，来到了南昌城下，就在南昌城门口，接受了陈玉成以及洪天富贵等人的投降。

    投降之后，李永吉也没为难陈玉成他们，而是随他们自去，也就是说，他们都自由了。想上哪儿就上哪儿。

    洪天富贵早就没有什么雄心壮志，只想着做个富家翁快快乐乐的生活，所以他带了一批之前搜刮来的金银财宝，跟自己的兄弟以及其他亲戚，带着一批亲信，就在南昌郊外买了个大宅子隐居起来。

    陈玉成则不同，他还不想就此解甲归田，但又不想从政，于是选择继续领兵，但因为还想率领自己的兵马。所以不能当国防军甚至禁卫军，只能当国民警卫队，薪水也是按照国民警卫队的比例发。

    也就是说，陈玉成当了一个国民警卫队的师长，有一万人的国民警卫队名额，不过他的驻地却不在南昌，而是划归第一军区，驻军的营地在北京。

    这当然不是有意为难他，而是他自己的要求。因为陈玉成还想打仗，还想跟清军战个痛，所以就主动要求去北方。

    对此，李永吉倒是很大方。干脆把他划归第一军区序列，武器虽然没发，因为那要在北京后补发，但服装、薪水等其他补给都按时按照国民警卫队的待遇按时发放。当然，师参谋部人员与军法处的干事是必须要派进去的，为的是方便监控这支部队。这也是应有之义。

    反倒是李秀成，不想再继续领兵，而是交了兵权，当了九江市的市长，算是弃兵从政了。

    陈玉成与洪天富贵投降之后，太平军就算是真正的烟消云散，就算还有一些残留，也不过是些小患。

    虽然在南宁还有石达开的一支兵马，总兵力依旧超过五万人，不过石达开早就不是天国的人，而是分出去单干，而且随着一支人数过万的国防军开赴桂林，形势对他已经越来越不利。

    其实，自从彭大顺跟朱衣点率领十万大军离开后，石达开已经是众叛亲离，早就没了往日的雄心斗志，此时的他，一直在南宁呆着，既不继续巩固基地，也不忙着四处攻略，而是得过且过，甚至表示过要退隐山林。

    要不是周围清军压迫依旧，要不是害怕退隐山林被反攻倒算，他恐怕早就选择退隐了。

    实际上，李永吉的崛起，反倒是帮了石达开一把，要不是李永吉的飞速崛起，特别是迅速跟清廷翻脸，导致广西贵州的地方政府不知所措，没有忙着剿灭南宁的石达开，石达开这两年的日子也不会过的这么滋润。

    正因为清军不再逼迫，石达开反倒有机会在南宁休养生息，近两年过去，虽然他没有再攻城略地，不过当地的民生反倒被他经营的不错，至少粮食已经可以自给自足，不再像过去一样要靠抢的了。

    当然，正因为生活的安逸，也让他有更多时间考虑未来，特别是让他有时间去收集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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