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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如果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这是旧的殖民体系崩溃的一个注脚。

    1914年爆发的一战为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有利环境。欧罗巴老列强们纷纷被卷入战争漩涡，生产能力都集中在军火生产，而无暇顾及民用商品的生产，无力向中国倾销大量商品。相反，交战各国因战争需要反要增加民用工业品与军需物资的进口，中国的出口随之急剧增长。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遇到了难得的“春天”。

    与此同时，民族资本家们为了占据更大的国内市场，利用人民的爱国热情，掀起了各式各样抵制洋货的“爱国运动”。所以邓中夏说过，五四运动中的上海工人罢工“据说是资本家命令罢的”。

    接下来的1925年的“五卅运动”之中，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国主义的目的就更加明确了。

    然而也就像教科书说的那样，民族资本家有两面性，民族自然是民族了，不过还是资本家。

    所以说，要真正打破这个行将崩溃的殖民体系需要一场规模更大的世界性战争，这也是袁燕倏所努力的方向，他觉得原本那条时间线上的二战规模还不够大，死的人数还不够高，列强们的元气还保留的太多太多……嗯，太多。

    因此，我们的袁大师并不怎么关注当下。

    对他来说山东问题是个小CASE，日本人还了，赛里斯就能崛起了吗？日本人不还，难不成北洋的直系和奉系亦或是广东军政府还会先和他们先做过一场吗？

    不过为了保持自己的“爱国知识分子”的形象，他不得不表现得像是很关心这个问题一样。（笔者注：这里不得不解释一下，省的有人说我们的袁大师不爱国。）

    “好了，伯洪。我坐了一天的车也累乏了，今天就不和你细说了，要不明天和我一起去顾公使那里吃午餐吧。”

    袁燕倏对这个话题并不怎么感兴趣，但是也不得不说。只是要说两次实在太麻烦，还不如并做一次呢。

    孟宪承自然站起身来告别道：“嗯，鸿渐。那你先休息，我明天再来……”

    1921年3月3日上午这位孟大教育家果然按时来了，然后他们两人一起去了顾维钧夫妇的临时住所。

    今年一月份的时候，我们的袁大师和老顾已经在纽约见过面了。

    他们两人的关系有点因吹斯听：按照资历来说，时任驻美公使的顾维钧自然是还没有拿到Phd.的袁燕倏的长辈；不过按照年龄算的话，老顾也就比小袁大了六岁，算是同辈；然而按照亲戚关系算的话，袁大师是顾公使的姨岳丈，居然还大了一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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