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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方法当然存在着弊病。比如人不是不死之身，这个时候一家五口，到了一百年后，谁知道变成什么样子。拿着这个户籍去收人头税或是派役，根本执行不下去。张居正当然不认为范进愚蠢到这种地步，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看不出。以他对范进的了解，以及字里行间的意思，范进提出这种主张惟一的可能就是：范进要在未来彻底取消明朝的人头税。

    减税的真正要点，不在于苏松那几百万石积欠，而是运行了百多年的人头税要彻底废除。未来国家的税收将建立在田亩这个基础上，所有地区全按着这份黄册上的田亩数据计算税收和徭役。换句话说，人丁赋税全摊派到了土地税收之中。

    一直以来奉行的人头税依据就是人多力量大，家里丁口多，就由力量服役纳税。范进的思想则是根据眼下大明的生产实际出发，国家不可能维持洪武时代的土地政策，人多的不一定土地多，按照土地收税，对于赤贫阶层来说简直就是福音。

    这群已经失去了活命土地，被迫个人当佃农的失产者，名下没有一分田地，一下子就能摆脱赋税服役的命运。随后，又可以作为朝廷的用工备选，拿着朝廷给的工钱去应承徭役。这种税收改革方案对于贫民阶层有利，但是对于田地持有者则有害，推行下去绝对不会容易。

    范进也知这种制度想要推广开阻力非同小可，田骨田皮两分，按谁来统计？如果统计的不准确，势必造成税收不公。再者，优免制度提高后，地方上的经济压力也会加大，像是江西、浙江那种文风兴盛之地，一下子出一群举人进士，他们名下的土地又该如何，这些也是问题所在。

    是以范进打出的补丁就是，黄册一经编定永不更易，也就是说，在黄册编好之后，不管开出多少新田，都属于自己，其产出跟朝廷无关，只要有能力开田，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增加自己的财富。

    在此之前，大明地方官府的一大功绩就是开发新田，开出若干田地，就是给国家增加了足够的收入。范进这个主张其实也非独创，而是参考了日后清朝的方略，想出来的裱糊手段。

    清朝的赋税负担并不比明朝轻，所谓的用不加赋的依据，是建立在明末那种变态的特别税收摊派以及赋役基础上。之所以能挺那么多年，最重要的法宝既不是摊丁入亩火耗归公，更不是可笑的士绅一体纳粮，而是新田开发一概不算业绩。国家的田地数字恒定不变，不管土地变更河流改道，还是开发多少新田，都不计入国家户口数据。

    这种方法看上去呆板僵硬，对于部分地区有欠公平，但整体而言，还是起到了一个减压阀的作用。虽然赋税高的吓人，但是有完全免税的新田作为调剂，两下分摊，税收也就不是不可容忍。换句话说，这种策略给了老百姓一个收入来源，认为开辟出灰色地带，让普通百姓有了活下去的希望，也就不想着逃跑或是造反。

    对于地主以及地方的豪强来说，这也是个好事。毕竟他们对新田的开发能力强，老百姓开一亩他们就能开百十亩，开了这个口子，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开垦新田扩充家业，对这项政策不会反对。

    苏松钱粮的豁免以及优免的提高，则是包裹于毒药之外的蜜糖。优免这种事大家都很欢迎，苏松籍的官员在朝堂上也很有些分量，这些人不管是出于个人目的还是爱护桑梓，都不可能出来唱反调。

    吞下这个香饵，后面的钩子就甩不脱。总不能说只要优免，不许重定黄册，这种话在朝堂上立不住脚。苏松欠税抹平之后，重新厘定赋税，苏松籍官员当然欢迎，既然如此，重新勘定黄册也是必然之事，他们也没法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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