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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母女俩人，只是相对无声的流泪，我母亲了解我的性格，我一旦决定的事情，就不会回头。

    第二天下午，告别了母亲，我匆匆赶到黄浦江码头，随着长征团一行19人，乘上了一艘法国邮轮。

    同事们望着我那双哭红了的眼睛，看看我提着行李登上游轮，大家都惊呆了，昨天你还是欢送一群青年走向内地的一个，而今天你自己倒成为长征团成员，这是怎么回事？

    我当时强忍着与母亲话别的伤感，脸上露着微笑说，奇怪吗？我突然决定跟你们一起去，昨天欢送长征团回去后，我想了一夜，也难过了一夜，你们的勇气，你们的决心，让我太感动了，我要向你们学习！

    但是，你母亲……？

    同事们关心地问道。

    是的，我爱我母亲！但我也爱我祖国，危难中的祖国，是更需要我们年青人的热血去挽救啊！

    我母亲老了，她只有我一个女儿，她爱我，我也爱她，我们平时是相依为命的，但这时不同了，我要为我的祖国尽最大的力，就得离开她，否则，就不可能投身进祖国的怀抱。

    当时，我母亲的哭声，几乎动摇了我的决心，但我想到日本侵略者，强加于我们祖国、我们人民的损害与屠杀，我又坚定了同你们走的决心。

    我当时扶栏眺望，我的思绪，我的呼吸，随着海潮而起落，我既已选择了这条路，就要乘风破浪，一往无前。

    延安是革命者的摇篮。

    全国成千上万的青年向往延安，跋山涉水奔赴延安寻求救国道路，我敬仰延安，想到延安去寻找共产党，我觉得，这是为自己展现一个新的世界的开始。

    我们长征团一部分人也打算去延安，然而，我却因接到母亲，重病速归的电报，而未能与长征团一起成行。

    在广州，我拜访了当时在广州主持《救亡日报》工作的沈熙，沈熙鼓励我回到上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他说，上海同样也有很多工作可做，并让我回沪后去找王莹。

    今年春天，我回到了上海，当我下轮船后，见到码头上迎接握的好友蒋学杰，我第一句话就说，学杰，假如我有兄妹的话，我决计不回来了。

    我回到上海以后，谢绝了上海江海关的再次聘请，回到了母校启秀女子中学，担任初二年级英语教师。

    由于孤岛斗争的需要，经党组织安排，我与王莹、蒋学杰等人，共同主持了上海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的筹建工作。

    东大姐，你是知道的，就在上个月，我们的上海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正式成立了，南京路上的120号3楼，也是你帮我们租下的，我们太感谢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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