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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有所怀疑，但西义显还是迅速返回东京，向日军参谋本部传递了这一信息。

    此时，日军锋芒正盛，日本军方执意要以武力迫使国民政府投降，对西义显的传话根本不屑一顾，没有作出任何的回应。

    没得到明确答复，自负的高宗武，满心失落地飞回汉口，汇报所事渺茫。

    正在这个时候，恰好传来了日本近卫内阁改组的消息，卢沟桥事变时主张不扩大事态的宇垣一成出任外相。

    这让蒋介石嗅出了一丝“和平”的气息，老蒋授意，以行政院副院长张群的名义给宇垣一成发了贺电。

    一方面令高宗武立即飞往香港，再次向日本方面传话，告诉日方，国民政府中央军尚有百万军火，即便不再输入，尚足两年之用，即使日军攻下武汉，内部亦决不会起变化。

    蒋介石的意思是在向日本显示实力，促使日本主动求和，以争取对国民政府有利。

    可是，让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高宗武虽然身为外交官，但骨子里却充溢着一股自由知识分子的习气，从来就不是一个甘于奉命行事、听差候遣的角儿，总是喜欢按照自己的想法别出心裁地行事。

    高宗武两赴香港，并不满足于做蒋介石的传声筒，而是积极主动寻求与日本方面打开僵局的办法。

    自中日开战以来，高宗武一直认为“蒋先生冷酷，汪先生温暖”，内心里早就服膺于汪精卫了。

    高宗武向松本重治和西义显透露，汉口有一个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和平派”势力，他们正在成长起来。

    高宗武还与日方人员相约共同参与“和平运动”，以出场秩序的先后，称西义显为太郎，董道宁为次郎，西义显的助手伊藤芳男为三郎，高宗武为四郎，松本重治为五郎。

    高宗武两次返回汉口，在等候蒋介石召见的日子里，大量时间是在与汪精卫、周佛海密谋实现“和平”的办法。

    就在蒋介石派高宗武三赴香港的前夕，极度悲观的周佛海急了，劝高宗武不要再通过别人传话了，干脆自己直接上日本去联系。

    高宗武第三次从汉口飞抵香港，这一次，他完全超出了蒋介石的安排，一切按照自己的思路走了。

    在香港浅水湾饭店，高宗武与西义显和日本驻香港领馆总领事中村丰一，坐而论道，提出了一条打开中日僵局的危险思路。

    那就是，推出汪精卫来，使之成为蒋介石与日本之间媾和的媒介。

    随后，高宗武又与抵达香港的松本重治会谈，将蒋介石口授的两点意见告诉他，松本反问高宗武，那究竟有何善策能打开目前的僵局呢？

    高宗武向松本重治敞开了心扉，以充满幻想的口吻道出了自己的全面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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