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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变相警告段达了，不要插手援助事务，做好你的份内事，只要你维持住安州收复后急剧变化动荡不安的南北关系，确保中土能够利用这次机会在南北对峙中取得优势，你就立功了，升官加爵少不了你。

    “诏令河北讨捕大使崔弘升，免去其讨捕大使，出任左武卫将军，检校上谷太守，即刻赶赴上谷郡，剿杀飞狐叛贼。”

    “诏令左骁卫将军董纯，免去其彭城留守，检校雁门郡太守，即刻赶赴雁门，剿杀灵丘叛贼。”

    “诏令涿郡副留守、武贲郎将阴世师，尽快剿杀祁夷水一线的叛贼，力争在最短时间内稳定燕北局势。”

    “诏令右骁卫将军冯孝慈，免去其弘化副留守，出任河北讨捕大使，即刻赶赴河北，沿永济渠剿杀叛贼，确保永济渠畅通无阻。”

    虞世基心领神会，急忙领命。

    很明显，圣主要准备第三次东征了。河北的事由河北人处理最合适，盘驻飞狐的叛贼大部分都是河北贼，若想在最短时间内以最稳妥的方式去解决这数万叛贼大军，而且还是李子雄和白发贼都可以接受的方式，唯有崔弘升才能做到，非他莫属。

    董纯北上雁门，是圣主向齐王的妥协。之前封德彝与齐王谈判时，齐王提了两个条件，一是北上巡边必须有圣主诏令，其次就是调董纯北上相助。第二个条件难度太大，不过当时封德彝警告段达，难度大也要办，齐王既然敢公开提出来，必定留有后手，不要把事情搞复杂了难以收拾。段达不敢禀奏圣主，委托自己的世交长辈临时代理兵部尚书事的右候卫大将军赵才，请他找个圣主心情好的时候，婉转告之。

    圣主当时不予理睬。现在形势不一样了，若想让李子雄和
发贼在安州站住脚，在东北坚持下去，就必须在燕北这边向突厥人施加压力，牵制和分散突厥人的兵力，所以齐王这次“巡边”也就遥遥无归期了，而董纯北上相助也就成了一种必要手段，既可以安抚一下齐王，又可以加强北疆镇戍力量，同时还能辅佐齐王威慑塞外，可谓一举多得。

    至于右骁卫将军冯孝慈，因为帮助唐国公李渊顺利解决了弘化留守元弘嗣这个“隐患”，当然要论功行赏，只是以这个名义行赏，必然会得罪一些保守派大权贵，对冯孝慈不利，所以圣主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先把冯孝慈调到河北剿贼，保障永济渠畅通，确保南方物资安全运达辽东，为第三次东征囤积粮草武器，等到明天春天第三次东征开始了，圣主就调冯孝慈率军远征高句丽，然后借助东征功劳加官升爵，名正言顺，无可争议。

    只是，如此一来，圣主返回东都的步伐必然放慢，一旦确定安州已经收复，东北之地风起云涌，南北局势剧烈震荡，且整体形势对中土有利，发动第三次东征的外部条件已经具备，那么圣主甚至都有可能不回去了。中枢只要做出了第三次东征的决策，而圣主决心第三次御驾亲征，那么开春后圣主就要赶赴辽东，这样满打满算还剩下三个多月的时间，一来一往路上就要耗费两个多月，圣主在东都最多也就停留个把月，所以如非迫不得已，圣主的确没必要回京，不如坐镇涿郡遥控东都，积极准备第三次东征，同时还可以密切关注南北局势，而圣主坐镇北疆，必定对突厥和东胡诸种构成巨大威慑，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推动安州乃至东北局势向有利于中土的方向发展。

    虞世基仔细权衡了一下，还是决定提醒圣主，东都最好还是回去一趟，虽然跑来跑去很折腾，但这是非常时刻，两京政局因为杨玄感叛乱而深陷危机，接下来的政治清算势必会进一步恶化两京矛盾和冲突，会进一步加剧两京政治危机，这显然不利于国内政局的稳定，而尤其重要的是，圣主今年年初就出京了，若等到第三次东征胜利结束再回京，那至少要到明天深秋，也就是说圣主整整有一年半以上的时间都不在东都，中枢主要大臣、中央府署主要官员和卫府半数以上的将帅都随圣主远征，他们也不在东都，中土的权力中枢始终在远征的道路上，由此导致东都这个中土的政治中心名存实亡，导致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大大减弱，而两京政治危机日益加剧和地方叛乱愈演愈烈，与此有着必然和直接的关系，所以值此紧要关头，即便是为了创造好第三次东征的内部条件，圣主也应该以最快速度日夜兼程返回东都，利用政治清算杨玄感政治集团的有利时机，与西京达成政治妥协，力争在最短时间内缓解两京政治危机，确保国内政局向好的方向发展，以尽快改善国内形势，最大程度地减小因连年征战对国力所造成的巨大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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