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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早上，我们刚吃过饭，就又有人来看我了。我看见是“晚间新闻”。“晚间新闻”长得胖胖的，衣着讲究，自我回家后她是每天必到的。我非常喜欢她的到来，因为村里无论生什么事，她好像是第一个知道，并且到处传播的。可以说，她是我唯一消遣的“活电台”。

    自然从她嘴里，我又知道了一些时事。比如当邮递员的小王就要旅游结婚了，十八岁的李美今天早上跟一个外地的生意人跑了，村学校长赵风晚上赌博完了去和相好的睡觉，让人抓住把狗腿打断了等等。“晚间新闻”在我心目中，永远都像有一张让人羡慕的嘴。

    “听说了吗？杀猪匠的儿子，——你们猜，人家给纳了多少命价？”“晚间新闻”滔滔不绝地说了半天之后，话题突然一转，神秘地对父亲说。好像此话另有深意。

    杀猪匠姓杨。他的儿子是去杭州打工，从十几层的楼上跌下来摔死的，摔得血肉模糊。事故生没多几天。父亲一听就生气了，说人都死了，钱再多顶啥用！“咋没有用？人活着不就是为了钱吗？没钱能行吗？”“晚间新闻”理直气壮，一针见血地反问道，“你要是有钱，阿资的病不是早就看好了吗？还用得着……”

    父亲顿时脸色大变，将头深深地埋在胸前，身子缩成一堆，脸上的肌肉可怕地抽搐着。

    这番话可以说是一箭双雕：它不仅击中了父亲的要害，也在我的心里砸了一个大坑。我的心和父亲的脸一样无形中扭曲了。

    “晚间新闻”更加得意了，似乎看透了我们的心在滴血；也好像那不幸的老杨家要把那些钱给她分一半。“猜不着了吧！”她似乎有些扫兴，又问了一句。父亲慢慢地抬起头，有点好奇地说：“到底纳了多少钱？是两万还是三万？”

    在父亲眼里，这已经是很可怕的数字了，而且言之有据。之前村里压死在矿洞子里的几个青年，命价一般都是一万多。其中最多的一个是两万五。可是这句话一出口，就惹得“晚间新闻”差点笑破了“荧光屏”。好像父亲的话是说他当了美国的总统、我当了联合国的秘书长似的。她笑了半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止住。然后活灵活现地说：“到底是老实人，哪里听过这么多钱！实话对你说吧，不是两万也不是三万，而是三十万！我的妈呀，城里人咋有那么多钱？咋那么大方？在我们农村，一个黄花闺女也买不了几千块钱！我做梦都没有梦到过那么多钱……”

    这的确是一个天文数字。它就像一个炸雷，把父亲给震傻了。只见他他张着嘴，瞪着眼睛，一副不敢相信，万分惊讶，又兴奋不安的样子。对此，我实在难以理解。

    “我的天呀！三十万，数都数不清的钱——要是给了我，可怎么花的了啊？”“晚间新闻”双目放光，越说越来劲儿。就像那么多的钱统统塞在她的怀里，让她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似的。

    继而，我觉得那么一大笔钱，任何爱钱的人或需要钱的人，确实都会心动。那怕这么多的钱，是用一个人的生命换来的。也难怪她这样。我和父亲也不例外。对于我们，那“三十万”简直就像一颗炸弹，它在我们死水般的生活中欣起了狂澜：不但让我想入非非，也让父亲精神大振。一有机会，我们就兴致勃勃地谈论这件事，好像一切不幸都没有生过。在我们的眼里，杭州可真算一个宝地：一个普通人的生命，居然那么值钱！但最让我可惜的是，虽然我也快要死了，却死得分文不值。因而每次父亲提起杭州，我就觉得命运对我们也太不公平，太残忍了！同样是死，人家留给亲人的是一笔巨款，而我留给家人的却只是绝望和负债累累。我无时不恨自己：为什么不从那二十几层的楼顶上摔下来，却要害上这至今不让我知道的病？

    就在这时，父亲做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决定。他说：“阿资，你好好养着，让爸爸也到杭州去打工，多少挣一点钱给你看病。”我几乎不敢要相信自己的耳朵，慌忙阻止说：“不，爸爸！您从来没有出过远门，怎么可以去杭州呢？请您不要去。我会好起来的。”父亲依旧笑着说：“你放心。我已经和你张三叔说好了，他带我去。”尽管，他显得格外平静，高兴，自信，但我还是直摇头。尽管张三叔这些年挣的钱最多，人也非常可靠，但我还是不愿让他去。因为父亲已经快六十岁了！

    “好了，就这样决定了。老张是个最可靠又能干的人，你又不是不知道？”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斩钉截铁地说。

    父亲的果断让我感到害怕。“可是，”看见父亲去意已决，我顿时方寸大乱，嘴张了半天才又说道，“可是，您什么也不会，身体又不好，去了又能做些什么呢？”父亲从容不迫地说：“不要担心。我心里有底。”事已至止，我除了向父亲暗自祝福外，又能说些什么。好在杭州是一个有名的风景区，让父亲顺便看上几眼，可能也是好的。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只是害怕父亲这一去，就是我们的永别。因为我危在旦夕，怎么能够等他挣点钱回来给我看病呢？

    但是第二天父亲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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