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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襄阳城外，智顺王尚可喜得知湖广镇、忠贞营合军北征的确切消息之后，暂时停止了攻城，同样召集众将前来进行军议。

    要说起对湖南明军尤其是对庞岳所部的重视程度，曾亲自与之交锋的尚可喜比之罗绣锦更甚。早在离开荆州、出兵襄阳之前，他便已往岳州、常德甚至辰州一带派出有多路暗探。虽然打听不到多少机密之事，却也可及时掌握明军的大致动向。因此，他虽然远在襄阳，得到明军北上的消息反而比罗绣锦要早上一些。

    此前，从河南南下的绿营河南总兵张应祥、开归总兵高第，由陕西而来的陕甘绿营参将张勇以及由京师南下的清礼部侍郎喀喀木已6续率军抵达襄阳城下。其中，张应祥部五千余人，高第部四千余人，张勇部三千余，喀喀木所率满汉兵三千余，再加上先前抵达襄阳城下的尚可喜、孙定辽部共万余人，汇集襄阳城下的清军已达二万六七千，以尚可喜为主帅，对襄阳城日夜连番攻打。尤其是最近几日，清军攻城力度逐渐增大，城中的王光泰部七千新败之军抵抗得越来越吃力，渐有不支之态。

    如今明军援兵北来，局势又有了变化。

    经过军议，尚可喜决定与张勇、喀喀木率各自本部人马南下荆州，会合驻守荆州的续顺公沈志祥、荆州总兵郑四维部，加强防守力量，迎战来犯明军。并将攻打襄阳指挥权暂时交给孙定辽，嘱咐他继续攻打，等襄阳一下便即刻率军南下会合，共同迎战明军。

    安排好襄阳城下的军务，尚可喜遣使前往武昌，向湖广总督罗绣锦言明，明军此番进攻重点当为荆州、武昌两个方向，其兵锋之盛，长江沿岸各县城小兵少必难阻挡，不如及时将地方上的零星驻军以及府库钱粮撤回武昌、汉阳、荆州等重镇。坚壁清野，勿让明军各个击破，白白损失兵力军资。同时请罗绣锦让制下的武昌、汉阳驻军抓紧备战，并及时遣使去往京师报告湖北战情。一旦明军主攻方向为荆州，武昌、汉阳之军当及时来援，而若是明军主攻方向为武昌、汉阳，自己也定会率荆州之军全力东进支援。

    此外，尚可喜又派快马先行赶回荆州，让沈志祥、郑四维抓紧时间，将荆州周边县城驻军、府库钱粮转移回荆州，并尽可能多募集乡勇壮丁共同守城。

    一道道军令颁下过后，稍得喘息的尚可喜才突然觉自己脑子里的弦绷得是多么的紧。不管他愿不愿意承认，庞岳在他的意识中已经成为需全力应对的劲敌。

    尚可喜的决定也并非所有人都赞同，正当他决定率军拔营南下之时，一位新近投入其帐下的幕僚闻讯后，赶紧前来劝阻：“王爷！襄阳城内叛贼已成强弩之末，王师只需再稍加力度，此城旦夕可下！为何偏要在此时撤走万余精兵，给叛贼以喘息之机？”

    事实上，不仅这位幕僚如此看，军中诸将持有此观点的同样大有人在。只是军中将领们深知尚可喜刚愎自用、心狠手辣的习性，大都不敢讲明而已。而这位幕僚颇具胆识，又兼之是新近投入尚可喜帐中，因此反倒没那么多顾忌。

    由于长期以来一直摆着礼贤下士的姿态，尚可喜刚听到幕僚如此劝阻时，倒也有几分耐心解释：“先生勿急，本王如此决定，自然已经过深思熟虑。眼下，伪定武侯庞岳已率伪明大军北犯，而荆州防守兵力稍显不足，恐难挡敌之兵锋。我军若还迟滞于襄阳城下，万一荆州有失，湖北局势之糜烂必定一不可收拾。若是如此，我军即便能荡平襄阳叛贼，于大局又有何益？”

    幕僚急道：“王爷此言差矣！所谓欲攘外者必先安内，我军唯有先彻底荡平襄阳叛贼，方能后顾无忧、全力以赴迎战北犯之敌。王爷此时南下，攻城力度一弱，城中叛贼必将重振嚣张之气，甚至有可能再度突围杀出，牵制我军本就并非充裕之兵力。届时，王爷即便在荆州挡住伪明大军，后方也将不得安宁，进而导致腹背受敌、军心受损，此乃得不偿失！”

    “先生却是多虑了！本王虽然挥军南下，但孙军门将督率张、高两位总兵继续攻城。正如先生所言，城中叛贼既已成强弩之末，又能抵挡得了多久？等襄阳一破，孙军们便会率军南下与本王会合，届时又何有后顾之忧，何来腹背受敌？”

    “两军对阵，贵在士气。是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士气可顾不可挫也！如今我军破城在望，王爷却下令撤军，如此，我军士气岂能不为之一堕？又所谓此消彼长，我军士气一堕，叛贼士气则必将高涨，尤其见王爷率军南撤，必知其援军已至，绝境逢生岂能不拼死顽抗？是故虽有孙军门等部尚在，也将是于事无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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