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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终于找到了。”楼倚天说道。

    “没想到你会那么用心地寻找我们。那位姓俞的兄弟说你找了我们二十多年。真让我很感动。”周屹说道。

    “父亲生前的嘱托，今天终于可以对他有个交代了。”楼倚天说完，两人又重新坐了下来。

    “怎么？大伯已经离世了？”周屹坐下后忙问道。

    “民国九十五年，公元1984年那年走的。临走之前，他把我叫到床前，嘱咐我，一定要找到你们。对了，照片上的另一位大伯，他叫钟剑飞。你可能不知道，他现在也不在了。五二年走的。前不久我刚找到他的家人。是他的家人向我提供了你们的大致去向。这才有今天。”

    楼倚天随后把自己的一些情况向对方做了简单概述，最后他问道：“这几十年来，你们是怎么过来的？”

    周屹放下手中的茶盅，很淡然地笑了笑，慢慢地回顾起那段不堪的往事：我是六三年出生的。在我上面还有两个姐姐。他们分别是五六年和五九年出生的。我对我父亲曾经的一些情况都是从我大姐那里得知的。听我大姐说，父亲当时所在的部队接到命令，准备放弃守卫。撤往台湾。你父亲给了他四天的假期，让他驾车回家安顿好家人，带上我母亲一同撤往台湾。但当时的情况变得太快，当他按时返回驻地时，他的部队已提前撤离了。我的父亲就这样成了俘虏。

    可能是他们现我父亲开的是校官的专车，军衔肯定很高。加上身上带着不少谍报资料，所以他们怀疑他一个人没走可能是有目的的。于是对他的审查时间比别人更长了些。这让他在战俘营里呆了足足有三年的时间。

    三年之后，他们没有现我父亲有什么不光彩的历史。就让他到一家农场去继续接受劳动改造。我母亲这时也随我父亲来到那家农场。他们在一起劳动生活。我们几个也相继在那时降生了。

    在农场的那十几年时间里，在我的记忆中，虽然日子过得清苦，政治运动一场接一场，但我们几个子女的相继到来还是给多难的家庭带来不少生气。特别是我的降生，让我父亲对未来又有了不少地期盼。这从他给我起的名字中可以看出来。他希望我能想高山一样得到每个人的尊重。而不像他，谁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朝他骂上几句。毫无尊严可言。

    听我大姐说，因为父亲的历史原因，她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头上几年还好，他们没怎么为难他。但进入到**********，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造反派几乎天天批斗他。让他交代历史问题。如果交待得没让他们满意，他们还会使用暴力。挂上写着自己的名字的大牌上街‘游街’这是很平常的事。这种非人的摧残让我父亲的精神简直要崩溃。只有当他回到家中，看到我们几个孩子时，才会暂时忘却一切。心里好受些。

    不过，这一切都在197o年的那天结束了……

    我记得那天是个雨天，而且风很大。雨借着风势透过窗户把我父亲在库房里记账时得坐凳打湿了。父亲本打算找块干布之类的擦干后再坐。但没找到。这时他看到库房的墙角边放着一叠旧报纸，就随手拿了几张垫在凳子上坐。可万万没想到，在他垫的这几张报纸中竟有一张是印有****接见红卫兵照片的。更糟的是，那天农场造反派头目写大字报要用到这张报纸。他找到库房里。结果被他现了。那个造反派头目本来就想整我父亲，只是苦于找不到有力的材料。这下他可以如愿了。

    这件事一出，父亲立即被隔离起来。他们把一件小事上纲上线，无限放大。把他说成是一个站在无产阶级对立面、对敬爱的林副主席有刻骨仇恨、带着伪善面具隐藏下来的台湾反动特务。我父亲就这样被他们认定为不可教诲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接下来对他的批斗可以用惨烈来形容。终于有一天，父亲无法接受当着我们几个孩子的面遭受造反派的羞辱，他选择了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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