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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理论就是，其实，我们能够做的更好，但是，在不被信任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消极怠工。

    万历天子一点也不像他懦弱的父亲，反倒更像他不厚道地祖父，所以万历亲政后不但重新派出了太监监督治水还将之大大强化，宣布治水的款项一律要经太监过目。以往洪水地时候，皇帝拿官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地，但皇帝拿太监却很有办法。万历规定一旦出现洪水，那他就会不问青红皂白的处死监督太监。

    当然，按照人性本恶的推论，那些太监被处死的同时，当然要攀咬些正直的官员垫背，然后，皇上就蒙骗了，然后，就冤死了许多好官。

    这个做法虽然蛮不讲理。但却极大的激了河道监地工作热情，万历朝当春汛秋洪到来时，不少河道监地主管太监甚至会搬到河堤上去住，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太监死于万历的这条野蛮法律之下，因此官比憎恨嘉靖皇帝更甚的憎恨万历皇帝地这条恶法。

    天启朝东林党掌权后再次收回了河道太监，从天启元年到天启年魏忠贤掌权以前，东林君在全国范围内没有修过一次河道。当然，魏忠贤上台之后，恢复了这条恶政，于是，国家浪费了无数银钱，虽然多少修缮了下水利，但是，却又养活了一帮贪污分子。

    贪污犯不是自愿的，没有东西可贪，当然就没有贪官，因此上，为了杜绝贪官，最好的办法，就是没有事情可做，没有银子可贪，这次天子既然垂询，东林内阁立刻就把河道监当作魏忠贤地恶政举了出来。

    既然这条法律是在魏忠贤构陷东林君后颁布地，少年天子就认同它肯定是一条邪恶地规则，他相信侮辱东林君地德行，就是在破坏君臣之间地和睦和信任，所以天子就又欣然下令收回全国地河道监督太监。

    在吕汉强地前世记载里，自从崇祯收回河道监督太监以后，直到李自成攻破北京，整个大明在十七年内就再也没有修过一次河、治过一次水，无论是黄河还是长江、无论是山东还是浙江。在这十七年里就任由河水一次次泛滥，每次东林君都借口“节约”把修河治水款搞没了。

    一次次上书改革，一次次被少年天子采纳，东林内阁和朝野地东林党人为天子的英明决定而高呼万岁。

    随后内阁就又提出了减税地一揽计划，他们认为天灾主要是由万历胡乱收税招来的，现在正是拨乱反正地时候，所以他们向天子建议进行一次普遍地减税，以让上苍愉悦，从而保佑大明境内风调雨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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