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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屋子里少了一个人，连忙问博罗达：“参谋长同志，坦克团的顿斯科伊上校为什么没有来啊？”

    听了我的问题，肖洛夫左右看了看，见没人主动回答我的问题，连忙上前一步，恭恭敬敬地报告说：“师长同志，刚才在指挥部的路上，我遇到顿斯科伊上校了，他的一名得力部下在今天的战斗负了重伤，他到医疗所去探望他去了。”

    “怎么回事？”问这话时，我的眼睛没有看着肖洛夫，而是看着站在桌边的博罗达。

    博罗达咳嗽一声，回答说：“师长同志，是这样的。负伤的指挥员是坦克连的中尉连长，他指挥的部队今天部署在第二道防线，当他们为第一道防线的战友提供火力支援的时候，引起了德军坦克的注意。在坦克炮的对射中，我军的这辆坦克不幸被炮弹击中，其中两名战士当场牺牲，中尉负了重伤，被一名幸存的坦克手从燃烧的坦克里抬了出来。这也是在战斗中，我军被敌人击毁的唯一一辆坦克。”

    听说顿斯科伊的老部下负了伤，我连忙关切地问道：“这名中尉的伤势怎么样？”

    博罗达没有说话，而是把目光望向了肖洛夫。我把目光转向了肖洛夫，又把问题重复了一遍：“肖洛夫上校，您知道这名坦克兵的伤势吗？”

    肖洛夫摇摇头，叹了口气说：“唉！身上80%的面积被烧伤，刚送到医疗所，负责为他治疗的军医就下了病危通知，说他只有几个小时可以活了。顿斯科伊上校之所以没有出现在这里，我猜想，他也许是想陪他的老部下走完最后的一段路。”

    肖洛夫的话说完后，屋子里陷入了一片寂静之中。虽然大家都知道在战争年代，人的姓命贱如草芥，一场战斗死上几百上千，甚至上万人都再平常不过，不过但死去是自己的亲近的故交时，还是不免会感到难过。

    良久，我才开口打破了这片宁静，我字斟句酌地问：“博罗达同志，这名中尉，顿斯科伊上校给他报的是几等功啊？”

    博罗达在一堆文件里翻找了一会儿，从中抽出一份看了看，然后抬头告诉我：“师长同志，上校同志为他请二等功，并建议授予他军功章。”

    “将他的二等功改成一等功。”说完这句话，我又问在场的几名团长政委：“我的这个决定，大家没有异议吧？”

    所有的人集体整齐地摇摇头，表示没有谁反对。

    我抬手看了看表，时针已经指向了十二点，便冲着大家挥挥手，说：“时间不早了，你们大家都回去休息吧。记得明天让参加庆功大会的指战员们，都把自己的新军装穿上。”

    大家整齐地答应了一声，然后向我和博罗达敬礼后，转身离开了指挥部。

    等大家都出去后，博罗达突然又对我说：“师长同志，我忽然有个想法，想征求一下您的意见。不知道您的意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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