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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日下午四点，南剑一中教研室。

    当杨子建和汪滟去门房取样报时，门卫秦师傅就将情况通报给校长办了，然后，教研室、语文组的十几位老师就都知道了，本校高一学生中，出现了一位“小诗人”。

    酝酿了一天，刘主任联系教研室、语文组的几位负责老师，临时召开一个会议。

    在会议上，林老师拿出杨子建两周前写的一篇测试作文，所有人阅读后不禁摇头，这作文只能算良好，遣词造句虽然通顺，但语言幼稚，结构松散，表现手法单一，立意不深，毫无创新，是再正常不过的中学生作文。

    对于霜月的记忆，所有老师掀起了质疑的声音，定性为“抄袭”。

    这些老师为什么这般严厉？

    首先，九十年代初，文人对“立言”要求非常高，文化市场信用也还没被“举国山寨”给摧毁，一个小作家不会凭白无故地冒出来，他有一个笔力和阅历积累的过程，并且还会持续创作下去。作家犹如工厂，会有一个从稚嫩到成熟的“产品”生产期。

    其次，国内中学生被认为是未成年人，没有自主能力，老师不仅传道授业，还要充当监护人，而杨子建是他们的学生，如果出现大丑闻，不仅责任在他们，还会影响学校的声誉。

    换句话说，学生抄袭，社会谴责的不是学生，而是老师、学校、家长和报刊责编。

    因此，报刊录用学生稿件，才会要求有老师推荐，或者要家长担保而且家长还得是有声望的社会名流，如南剑三中那位著名的天才小作家马秋远，也得经过责任老师的“指导”、“点评”后，才能在国家级少年刊物发表。至于花雨季和三重两位中学生作家其实靠“拼爹”，他们的父亲一是文学教授一是文化干部，而且他们成名太突然，至今仍有人置疑“代笔”。

    杨子建毕业于南塘镇初中，出身农民，一中老师们对他一点都不了解，他是什么性格，有什么创作经历，这让他们更没有把握，而且杨子建没有通过老师，就擅自向报社投稿，这本身就违反常规。

    会议最后决定，调查清楚，不管是不是抄袭，都要压下此事，对该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禁止这类事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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