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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岑宇桐亦是含着泪完成了采访。院长告诉她：“现在许多医学院学生都缺少实际经验，只有一些理论上的知识，很大原因是实验台上可用来解剖的人体很是缺乏，以前是四五个学生共同解剖一具人体，现在则是四五十人共同完成。

    “包括我们学校的临床医学院，上课用的遗体，几乎都是捐献的。但实际上还远远不能满足医学研究的需要。遗体捐献在国外已经很普遍，不过在中国起步较晚，有不少人即便是签了遗体捐献登记表，最终还是反悔了，毕竟，我们的传统比较深。

    “所以我们对小三丫这样的捐献者充满敬意，并且称‘他们’为‘大体’老师。平常上课时，师生会举行默哀仪式。我们把‘他们’当作老师看待，是因为‘他们’的付出，对医学界、对整个社会都是有意义的。”

    至此，整个采访差不多都完成了，只要回到海城，到红十字会做一些补充采访，就可以完成整期《时事》的报道。

    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天，岑宇桐的情感却如同经受了一场狂风暴雨的洗礼。希望与绝望，生与死，亲情与大爱，在许多人可能活了几十年都不会遇到的，却在她心中像快进镜头似地过了一遍，又像是带齿的刀在刮着她的心。

    因为还有三丫的后事要处理，而《时事》的截稿期却迫在眉睫，岑宇桐只得告别柳承德和桂兰，搭乘当天下午的飞机先回海城。

    于震担心她情绪崩溃，雇人把车开回海城，而自己则是陪她搭飞机走。

    夏沐声抽空送他们去了机场，他在京都还有别的事要做。大概是感觉到岑宇桐的情绪不好，罕见地没有毒舌，临别前，他交代岑宇桐：“如果实在难过，素材给黄锦，我让她处理。”

    岑宇桐憔悴得很：“不，我要自己来。”

    夏沐声看着她，忽然抬手揉了揉她的头顶心的发：“做记者要有强悍的心脏，可以的话，做完一个题，就要把它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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