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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两天，我用铅笔在白纸上写了个“大”字，问箩筐，这念什么？箩筐说不出，我就拿出大石头蛋子启他。箩筐想了想说，这念“大石头”。我说，这不念大石头，是念“大”！我又在纸上写了个“丁”字，把半截铁钉子也放在旁边，问箩筐，这念什么？箩筐看了看说，这念“小铁棍”，噢，不对了，这个字应该念“小”。

    我哭笑不得。

    按照要求，部队征兵的时候不能接收没有文化的青年入伍，但杨箩筐的叔伯哥哥是他们生产大队的民兵营长，他不但让杨箩筐报名当了兵，还在文化程度一栏里给他填了个“小学毕业”。当时，农村青年为了能当上兵，虚报学历的现象并不少见，与我分在同一个班的新兵梁继亭，只上了两年半小学，学历那一栏里却填了个“初中毕业”。梁继亭的语文水平很低，汉语拼音一点不会，问他“声母”是什么？他说生母就是亲娘；问他“韵母”是什么？他说孕母就是肚子里怀了孩子快当妈妈的女人。他的算术水平更是低得让人可笑，问他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等于多少？他说等于四分之二。他加法减法虽然懂得不多，但是乘法除法却略知一二，会说“管他三七二十一”、“咱俩二一添作五”。

    部队的征兵人员知道农村有一定文化程度的青年不是太多，注重的是他们的身体条件，对文化程度不敢有太高的要求，对虚报文化程度的现象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有时候两只眼睛都闭上。我们县有四五十万人口，但是只有一所高中和四所初中，在校学生不足两千个。而且，由于“大革文化命”，停课搞运动，绝大多数老师受到批斗，无法教学，学生们在学校并没有上过几天正经课，要说学的文化知识，那是屁松屁松！

    我还有一项义务，就是帮助杨箩筐写家信、读家信。

    给箩筐家里写信的时候，我把他想说的意思在废纸上起个草，先念给他听，修改后再抄到信纸上。箩筐认真地把我写好信纸折迭起来，装进信封，粘贴好，小心翼翼地拿着，到连部交给通讯员盖免费三角章走。

    箩筐每次收到家里的来信，都像小孩子过年收到压岁钱一样高兴。他把信封递给我，我拆封、念信的时候，他用贪婪的眼光盯着我的每一个动作，支愣着耳朵，半张着嘴，生怕漏掉我念出来的每一个字。一直到我念完了此致、敬礼和寄信人、年月日之后，他还总是止不住地再问一句：完了？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

    箩筐家里的来信大部分是他的父母寄来的，他们每次都是请生产队的老会计写信，语言半文半白，字体龙飞凤舞，我有时候连猜带估的只能明白个大概意思。

    有一天，箩筐递给我的信封上，字体忸怩，十分生疏，我撕开封口，现署名是“秋花”——箩筐上过两年小学的对象，便展开信纸，不假思索地开始念：“箩筐你好，我生了！”

    箩筐怀疑自己听错了，好寄地插话问我：“什么熟了生了？”

    是呀，生什么了？我心里也嘀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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