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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鱼胡同就在王府井大街东侧的繁华处，胡同内的王家花园曾是前清的体仁阁大学士拿桐的私家花园，然而朝代更迭，满人当初是怎么从关外来的，新朝开国后他们就怎么从关内回去。￠￡，除了紧抱新朝大腿的贝子载振，以及光绪那一大家子外，其他满人的房产不分贵贱全由户部以四两一间收回。

    凡是族谱上、或是前明的房契、或是其他什么文书、家信上，反正只要能证明当初满人入关时自己祖上在京城有房产，且有具体的住址房屋间数，其后人只需按四两一间的价钱到户部缴纳补偿金，那两百多年前的祖屋便又回来了。

    国人做事总是认一些硬道理，洗劫满人财产这么一弄妥妥的伟光正，任何人都说不出半点毛病来。照这个办法，金银财宝以俸禄恩赏外的赃款名义没收，房产以发回前明汉人的名义赎回，‘满大人’几乎是光着屁股出了关，安排在集体田庄里。

    满人如此，不少汉人也真的因此得益，稽疑院通过法案的当日，外城就有人拿着发黄破烂的前明房契前往户部认领，当第一张新朝房契登上报纸后，举国顿时轰动。然而毕竟是两百多年前的东西，最终被认领的房产还不到百分之三，在这百分之三中，最出名的就是这那家花园了，当年身处贵州的王铁柱背着干粮、拿着祖传房契到京城户部喊冤时，认领风潮早就过去，那家花园也被分配给了海军做俱乐部。

    房契如假包换。境况着实可怜（当时王家被满人赶出内城时，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四两赎买银子。包衣们入府一通打杀，全家就剩王铁柱曾曾曾祖一人以及一名老仆幸存。两人柴房里挨了一夜，次日就孤身出城，走的时候身上只带有族谱，其中就夹着房契。那时候江山倾覆，清军不久南渡，一直往南走到贵州两人才无望停下。为小主人将来生计，老仆临终前做主与当地一铁户订亲，王家由此入籍当地，世代打铁）。是以又是一桩古今奇闻。

    感觉此事宣传价值的礼部文宣司当即一番建议，王铁柱次日就入宫觐见岷王。草民伏地痛哭、皇上爱民如子、外加还有天降横财，这种世人爱看的戏码当即感动了无数愚民，甚至于礼部电影局还编了一个剧本，为彰显愚民效果更把王铁柱的一个远亲侄子（此人是复兴会员，后壮烈牺牲）写成了他儿子。当然剧中王烈士绝不是为自家祖宅革命——人家当时还不知道祖上房产之事，人家是接受了复兴会的伟大真理，追随竟成先生、太炎先生，为天底下所有被满人压榨欺凌的汉人革命。

    从此。那家花园就变成了王家花园，与王铁柱协商后海军依旧租赁西花园作为俱乐部，而王铁柱则成为花园的服务员，不但有了工作还能日夜照看祖宅。

    神武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上午。身着西式礼服、胸别鲜花、站在王家花园的陆定夫妻正焦盼着远来的嘉宾，他们当然不去想脚下花园的故事，他们只盯着每一辆前来的汽车或轿子。只希望贵人都是自家请的宾客，以此好在婚礼上挽回些面子——要知道这婚礼王家除了露个脸、儿子身着新郎礼服外。其他一切事务、一切花销，全都由陆家在操持。如此低三下四送女儿上门倒贴。若是来宾品级再被亲家压的一败涂地，那以后女儿可就……

    陆家的宾客中，于津京间最有名望的则是小曼的义父唐在礼——也正是他将王赓介绍给陆家的，但北洋一系在欧战后元气大伤，他本人又早早以少将军衔退役，只可算是落日黄花；除了唐在礼，外务部的曹汝霖也是能帮陆家撑面子的人，更何况他还带着五六名本部官员，当时这些人到的时候，陆定激动的满场乱跑，巴不得来叫几百宾客知道这是陆家的客人。

    只是，曹汝霖前脚刚到，曾任波斯王国公使现在刚刚召回的王正廷王大人后脚就到了。因为力主建设西域——波斯铁路，使东海之滨可联通波斯海湾，因而被总理器重，这风头铁定是在曹汝霖之上的，所以他一到，陆定又如泄了气的皮球一般软了。之后到的是曹汝霖的好友章宗祥，品级虽不高，可关键人家是‘厂卫’——哪怕他只是西厂官员，在场的宾客也对他敬而远之，王正廷来后陆家下人堕下的风头又起来了。

    可与曹汝霖到的时候一样，陆定还没高兴完，子爵詹天佑大人又到了，这可真是了不得人物。虽说詹大人前几年曾大病一场，若不是圣僧的佛门神药，怕早就……，且现在也不管事，可人家完全是尚书级别的来头，有他在，陆王两家的明争暗斗陆家当是彻底输了。眼见还有一个小时才开始婚礼，妻子吴曼华扯了陆定一把，让他入内去招呼来宾，最重要的是陆家那边也要去招呼——谁让自己人脉不如人呢。

    陆定知道妻子注意多、手腕高，也就认命般的去了，可到了大厅，怎么也没看见女婿王赓，让仆人找不见只有硬着头皮自己招呼客人。陆定在西园女婿没找着，王赓却和一干好友在东园的澄清榭，他没有半点新郎官的焦躁和急促，只和诸人一起围着胡适说话。

    “有章太炎以及他那班国粹党在，白话文是万万推不动的，这就是这几年我们得出的教训。”著名残疾人、西化分子、北大教授（副）、留美博士（假，论文大修）、公知嘴炮党总代表（副；杨竟成语）胡适胡大师煞有其事的说道。虽然前年上了y和尚的当，在海原一夜惊魂，可一年多的修养又让他回复了往昔的精神，此时，眼神深邃、举止坚定、思想敏锐的他正在酝酿在下一场文化攻略。他坐在轮椅上挥手道：“但办法总是有的，槱森的新诗将会让此别开生面！”

    槱森就是徐志摩。他和胡适一直通信，前月刚刚从英国回来就被胡适叫道了京城。他一说槱森。大家都看向下巴上还没半根毛的徐志摩，被这么多人审视，徐志摩顿时有些不好意思。胡适见大家这么看着徐志摩，立即咳了几咳，有些痛心疾首的道：“诸君，我们前往不要小看了习惯和语言的重要性！

    有道是水土不服，中国要全面西化就一定要革除文言文，同时还要全面清除宗族、农历，同时还要更改国名。共和国也好，民国也罢，反正就不能是大中华国，更不能是中华帝国。这些要做的事情里头，语言是第一重要的！文字反倒无所谓，从小篆到行书，文字若不实行拼音，那改的意义不大。

    什么样的语言便有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思想便有什么样的国人。医学上说病菌的生殖需要环境，同样，思想的生长也需要环境，唯有改变旧有的语言环境。文化才能革新，封建糟粕才能去除、自由民主才能生根落地。所以，在一切要改东西的当中。语言是第一重要的，只要攻破了这一关。那接下来的时代潮流便由我们这些人引领，这正是国粹党章太炎等人死守的原因。

    国粹党为了迷惑民众。说什么‘书面用文言文、口头用白话文的习惯古已有之，文白两不相同逾数千年，根本没有改进之必要’。我们千万不能上当，假使事实真的如此，那也应该为反对而反对。以往，我们推行白话小说，比如豫山便写了好几篇白话小说，小说确实写的好，可报纸不让登载，那效果便完全没有了。

    所以，短小又绝美的新诗一定能别开生面。为何如此？因为诗是可以口头传咏的，而一篇小说，那怕再简短也是无法传咏。那些老学究不是说文言文很俗吗，不美吗……”

    说到这里胡适很不自然的扶了扶眼镜，当时在北大争论文言文白话文时，曾出过两件糗事。一是同为北大教授的黄季刚，谈到白话文和文言文那个更简洁，便举例说‘比如胡适老婆死了，家人发电报报丧，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那就要写‘你太太死了，赶快回来’九个字，电报费要多两倍’，此例一举，全场捧腹；

    再一件就是为了回击黄季刚的例子，一次讲座上胡适说白话文比文言文更简洁，而后让学生举例，一个北师大的女学生站起说了个成语：‘无能为力’；胡适当即对之曰：四字太费，三个字即可，那就是‘干不了’，全场掌声如雷；可北大终究是坏人多，下一个学生直接念道：‘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请先生精简。胡适当即就傻了，一班支持白话文的人士也口呆目瞪，半响没有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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