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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回顾这一历史过程，似乎有一些看不见的规律在起作用，比如告密往往是自上而下纵容与动的结果；纵容与动告密往往反映了统治者的不自信；告密的内容虽然有人事与文字之不同的区别，但其本质都是权力斗争；甚至还有要得到不当利益的手段斗争等。

    汉武帝当初就用这个告密的办法弄钱。

    这个秦始皇式的君主，他的“雄才大略”不过是穷兵黩武，最终导致了国库空虚。

    他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则是通过告密。

    在公元前119年，他下达了“算缗令”，开始征收富商的财产税。

    然而，此令表面上为防止偷税漏税，实际上是鼓励民众对隐匿财产者进行告密，而且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也就是告密有功，把被告者的一半财产奖给告密者。

    这一举措几乎使所有的贪利者红了眼，以至于告密者络绎于途，不绝如缕。

    通过算缗令的实施，使国库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

    不过，其社会恶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产，大汉的商贸业终武帝一朝陷入了毁灭性的泥沼。

    比这更可怕的是，算缗令使民风败恶，诚信沦丧，百姓风行给政府打小报告，做政府的密探，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业，汉武帝的政权从此走向了下坡路。

    馆陶城的地方官哪里管实行告密方法的恶果，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还能干多久，能捞一点算一点，只要不被平章阿合马的经理法抓到，当了典型，他们是有机会就捞钱钞……所以，鼓励告密者是诸多行政手段中，最简单而有效的一种，仅从成本上算，费效比较高。

    只要告密别人犯忌犯法，一律都有奖励！

    如此，整个馆陶地区便生活在人人互相防备的阴影中，当地的地方官却乐得如此……什么叫管理？让人人生活在恐慌中，那就是最好的管理。

    如果再加上连坐之法……知情不举，罪加一等，这样一切都好办了，人人互相监督，互相告密，当地的地方官却可以选择性执法，肯定不能别人密告什么就信什么，那样，会大大增加奖励告密者的成本，反而不美。

    孔家村的长者们还正在为是否举报那些藏在深山里的人争论着呢，已经先有一个小贩去举报了。

    只不过他举报的是孔家村，说他们与流求海盗有交通勾结，要不然，他们哪里能得到那么多流求岛上才会有的好货物？还都是市面上很难买到的。

    那个小贩是贩卖棉麻布的……北方地区更容易种植棉花，而且也容易种植各种麻，当他们偷偷从大宋境内弄到了上好的棉种，还有较为先进的纺织技术后，尽管惨受鞑靼强盗集团的各种盘剥，但是他们的各种纺织作坊竟然仍能存活了下来，规模还不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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