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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安一点也没有笑，说：“不一样。流求海关是归我管；市舶司是归大宋管！”

    郭子仁马上插嘴说：“主家，正是如此！”

    张国安准备开始考虑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如何借大宋来推动自己的发展。

    他这一次瞄准了刺桐城，也就是泉州。

    两宋时期，泉州港经历了三次飞跃。其中两次在南宋，分别是：南宋初年，泉州港赶上广州港，并与广州港并驾齐驱；南宋末年，泉州港超过广州港，由此进入极盛时期。

    宋廷南迁，使泉州更加靠近当时的政治中心和消费中心，加速了泉州港的发展。

    宋代从海外进口的货物，大部分是香药珠宝等奢侈品，在大宋非常有市场。

    所以。大宋政府对海外进口物品中的一些利润较高的物品实行垄断式，比如**等香药为政府专卖物资，由市舶司全部收购。

    海外舶来品调运到临安城，沿途要耗费巨额费用，因此大宋政府希望进口香药的港口尽量靠近临安行在。

    按照南宋规定，泉州市舶司调运到临安行在限三月程，广州限六月程，所以泉州比广州更便捷，可以减少舶货调运的耗费。

    也因此，南宋朝廷格外重视和扶持泉州的海外贸易。泉州港一举成为靠近消费中心的核心港口。

    如果说，在一些小商贩眼里，这里是人傻钱多的，那么在张国安的眼里。刺桐城才是真正人傻钱多的地方，那钱还都是铜钱居多，可惜是埋在土里，正在重新变成铜矿。

    大宋南迁后，南外宗正司由镇江迁置泉州。

    随迁的，有大量的宗子及妇女。还在泉州州治西南袭魁坊睦宗院东设立专为教育皇族子弟的“宗学”。

    南外宗正司和西外宗正司迁入泉州和福州后，大批皇亲贵族定居泉州和福州，许多士大夫避难入福建。

    这样的上层人物喜欢享受海外香料宝货，因此在福建特别是泉州有了更大销路，成为全国主要的香料市场。

    这也是泉州吸引海外舶商贸易的一个因素。

    泉州港在南宋的兴盛，也有外部原因。

    宋代东南亚地区经济的空前繁荣，以及阿拉伯人海上贸易的兴盛，二者都需要一个巨大的海港，泉州港位置居中，并有优越港口历史基础，能同时符合东南亚地区和阿拉伯人海上贸易的需要。

    张国安听那个行首刘钱介绍过那里的蕃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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