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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敬伦在出兵前，特意邀请了香港报纸的记者随军报道，他有意识的要向各国宣扬大明跟满清的不同，一个训练有素，制服整齐，军纪良好的军队，显然非常能够代表这个国家的整体素质。

    训练、军纪这两点，对目前大明的主力军来说，那是必备的素质，军事法庭运行了这么多年，军法在军队中已经深入人心，没人愿意去挑战法律，这是长期的积累，已经慢慢形成了文化传统，比统帅们动不动采用的杀人立威要好的多。

    《中外新报》也受到了邀请，尽管伍廷芳等人对大明这个新生政权还不够信任，因为他们很多抨击大明官府的报纸，在一些地方被地方官府查封，让他们对这个国家的言论自由产生了极端的担忧，但他还是派出了记者，早年招募的一个逃到香港的落魄秀才。

    正因为有了第一手资料，而且是用中文写的，以中国人视角的第一手情报，一下子就让《中外新报》在各个口岸打开了市场，接着开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内地扩散，一时之间洛阳纸贵。

    伍廷芳之所以能创办中外新报，很大一个原因是他在英文的《孖刺报》当译员，借用孖刺报社里的中文活字印刷自己的报纸。

    伍廷芳为了维持这份报纸，可没少费劲，他不但给报社当译员，甚至还在香港高等法院担任译员，所得收入很大一部分都用来维持报纸的运营了。

    后来他能成为香港第一个持有执照的华人律师，其实就是从在法院做译员开始的。

    借助于现代媒体的传播能力，大明北伐满清的消息持续不断的传回大明境内，当大家现明军势如破竹摧枯拉朽的战斗力后，老百姓自放鞭炮的情况更多了，这意味着更多人开始放弃心中的中立态度，转而支持大明了。

    这背后反应出来的一个事实是，大明的建立让成千上万的人成了既得利益者，这其中不但有无数新一代的官僚，还有无数财致富的商人，其实更多的是千千万万的老百姓。

    朱敬伦每攻占一地，实行的都是免税政策，对老百姓而言，没有了正税无所谓，但是减掉了让人痛恨的苛捐杂税就是一项普遍欢迎的善政了。

    有既得利益者，自然也有利益受损的人群，旧官僚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群人，之前大范围的挂印行为，不仅仅是异地为官的官员，对大明的不认同，损害他们利益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另一个利益受损的集团，则是根深蒂固的胥吏集团，但朱敬伦大大提高了胥吏的地位，释放了压迫胥吏的封建身份，给他们加上了一个候补官员的名头，对那些胥吏中的高层来说，这无法弥补他们的损失，但是对大多数底层来说，优厚的薪水放，代替了过去勒索来的灰色收入，地位的提高让他们成为这个新生国家最拥护的一群人。

    总之朱敬伦极力避免一刀切式的消灭旧势力，小心翼翼的培养新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做法，目前看来是成功的，起码让他温水煮青蛙一般，不显山不露水的推行了许多项新政，而没有遭遇到武力抗争。

    中外新报这种报纸显然也是既得利益者之一，朱敬伦翻看过他们最近的几篇报道，无一不充满了溢美之词，显然从内心深处他们已经很认同这个国家了，之前的批评的情况倒也存在，对伍廷芳这种人来说，他办报纸的目的就不是为了钱，他们是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第一批觉醒的精英，驱动他们行动的最大动机，是内心的理想和信念，这些东西，是无法用金钱来收买的，但不意味着不能收买，用理念来收买就很合适，因为朱敬伦政府邀请他们北上，这让他们看到了大明鼓吹的言论自由的部分实现，让他们感到很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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