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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律师给了不少宝贵意见，十分感谢他。”

    “你们还准备上诉吗？”

    “我们认为上诉没有意义，不上诉了。”

    “跟我想的一样，其实这个判决结果我早就料到了，上诉也改变不了结果，就当一次难忘的经历吧。”

    我告诉他f4的其他人也都在北京，耿浩现在是个画家，尹德基是个厨师，卢泽汓在一个矿业集团搞研究，有空大家一起聚聚。

    张兵喜出望外，说大家都在北京混出气候了，好样的。

    他下周就安排一个局，让我叫上每个人，一个都不能少。分别前，我们相互留了联系方式。

    看来我们的推测都正确，不再上诉的决定是明智的。晚上，接到了一个电话，一个熟悉的中年妇女的声音：“小曾啊，我是法院的，王法官。”

    她就是我与黄东方案的主审法官。

    “王老师您好！”

    “其实给你打这个电话是违反我们行业规定的，但没事，管他的呢。”语气跟在法庭上威严的她判若两人，倒像一个邻家阿姨。

    “王老师您有什么事情，请吩咐。”

    “没有什么事情，我就是打电话来告诉你，你的书我看了，写得很棒，希望你坚持你的理想，继续书写。请无视这个判决结果，我们有时也无奈，有人给压力，说如果以后随便哪个毛头小子都能跟北大教授较劲儿，还让北大教授输了官司，还有秩序和王法吗？以后我们的文化事业还有权威可言吗？有时啊，我们必须为了所谓的秩序牺牲掉一些东西，尽管这些秩序并不一定代表着进步和光明，但一切都正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我们一切努力吧。”

    “谢谢王老师，我懂，我们的世界还有缺陷，但是只要有理想，一切都会变好。”

    “这个野蛮的物质主义时代，还有你们这样的年轻人，我就放心了。不要羞于谈理想，没有理想，活着还有什么意义。现实虽然残酷，大多数人生活在柴米油盐之中，哪怕探出头的勇气都没有，但总有人在坚持某些彼岸的信念。我虽然不完全赞同你的观点，但我支持你的勇气！”

    我们还在电话里聊了当前的热点事件，我们观点不谋而合，居然没有年龄的隔阂。

    挂断电话后，我陷入沉思。

    关于理想，有这样一个笑话。

    一人小时候听他爸爸说：以后要做大丈夫！

    小屁孩问：何为大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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