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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们回到住处，见一个蓬头垢面的长头年轻人坐在家里的沙上，用陌生的眼光四处打望。

    平时这家袁正不经常回来，偶尔回来一次便拉着我俩出去吃喝。多数时间只有我和杨尘君在，我们每天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这脏哥们儿在我们这屋里一坐，顿时有大姥姥进大观园的即视感。

    杨尘君介绍我说：“室友曾小宇。”

    他站起来伸手过来跟我握手，说：“我的笔名叫兰亭子，游吟诗人。”

    历来对“在路上”的人比较感兴趣，比如高中时的于越，他们不仅能想而且胆大，敢做。我这种人满脑子的浪漫花絮和天马行空，却不敢付诸实践，只能天天做浪迹天涯的白日梦，纯属意淫的主。

    中世纪，人们总是把流浪的观念和身为麻风病患、社会及道德上的贱民这些可怕的事联想到一起，那个时候，爱自由的人都要被麻风病，逮到了就被弄死。

    流浪者回应的不是惯常的逻辑，而是大胆无畏，代表着改变、前进，而不是故步自封。﹎8﹏w·w·w`.-y=a·w-e=n·8`.-c-o·m

    在我看来，流浪的人都患“麻风病”，这“麻风病”就是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还有浪漫情怀和理想主义。

    诗人头花白，脸忧郁，脸上不知道是长的雀斑还是污垢，脏脏的。

    颧骨很高，不服从地从脸庞上凸起，似乎抗议着世俗教条，又有几分玩世不恭。一说话一嘴被烟熏得黑的牙齿暴露无遗，乍一看像野生梁朝伟。

    野生梁朝伟抱怨说现在没有诗了，写诗的人应该去西藏。

    诗人问我喜欢读诗吗，我说：“只喜欢读古诗词，现代诗在五四时候出现本来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它起到了抗议旧文化的作用，一方面却急功急利地夸大了社会功能，把诗歌的艺术性抹杀了，所以现在见人都能当诗人，随便说句口水话多打几个狗屁逗号就是诗了，既没有韵律与格式，也没有思想和情怀。”

    诗人“哈哈”大笑，过来跟我热情地拥抱，老子差点没喘过气快憋死了才放开。他自嘲地说：“那我就自作多情一回吧。”

    诗人从他的破背囊中拿出了一本诗集，叫《朝圣》：“这是我自费出版的诗集，见笑了。”

    我接过诗集说：“谢谢，一定会好好拜读。”

    我翻看着他的诗集，他此时已饿疯了，拿过杨尘君买的猪蹄毫无芥蒂地狂啃起来。

    啃完之后也不擦手，从口袋里摸出软装的廉价大前门烟盒，手指伸进烟盒探了探，现空空如也，脸上露出失望的神色。

    杨尘君说：“你等一下，我去帮你买烟。”

    诗人连忙拒绝说：“杨兄不必客气，这天寒地冻的，我等在这屋里聊天已是机缘巧合，不吸烟也罢。”

    我们跟兰亭子兄聊高兴了，谈到了拜伦、雪莱、普希金、泰戈尔，谈到了郭路生，又谈到了北岛。

    诗人四处流浪，知己难觅，遇到我们不能自已，真情触动，深情地说：“在一个物质生活相对丰富而精神生活相对贫弱的时代，在人们躲避崇高而自甘平庸的社会里，诗人使我们卑劣与渺小。诗人的孤独、绝望、反抗是社会的良知，北岛他们可以骄傲地称自己为诗人。”

    杨尘君在旁边听得入神，撑着个脑袋说：“那个年代还有理想和信仰，我们现在信什么？想想这代人相当悲剧，虽然吃喝不愁，但精神饥渴难当，有理想的人反而被视为怪物，这个社会病了，而且病得很重，我们只喜欢娱乐和嘲讽，不喜欢崇高和伟大。”

    “罗曼·罗兰说，伟大的心魂犹如崇山峻岭，不是普通的人类都能在高峰上生存，但一年一度他们应上去顶礼。在那里，他们可以变换一下肺中的呼吸，与脉管中的血流。在那里，他们将感到更迫近永恒。以后，他们再回到人生的广原，心中充满了日常战斗的勇气。对于我们的时代，这是金石之言。”诗人的普通话极不标准，却灌满了土地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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