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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可法偷偷约见马士英，在浦口与之密谈。

    而马士英也有心要立个大功，于是两人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秘密商定出一个两不得罪的折中方案，即放弃福王和潞王，拥立桂王朱常瀛。史可法遂于到达浦口的第二天，写信回南京，提出了拥立桂王，同时由潞王仿照古兵马元帅之制暂时统率兵马的方案。

    而盘踞在南京的东林势力，其实只要不是福王朱由崧继位，无论选谁都是不会有意见的，所以他们一接到史可法的方案，礼部就马上准备了各种仪仗，打算出发去广西接桂王到南京继位。

    史可法当时心里都是很清楚的，他在与姜曰广私下商议拥立人选时，先曾对“拥潞”一事表态道“此兵端也！”同时也表明他心里其实很清楚，哪怕就是拥立福王继位，亦无足为患。

    可惜的是，这位握有拥立大权的残明第一重臣史可法大人，在关系到社稷安危如此重大的政治问题上，表现有些让人嗟叹。

    在他以上言论泄露之后，“拥潞”诸人气势汹汹，舆论大哗，史可法既不敢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据理力争，坦言福王伦序当立、“拥潞”或将开肇兵端，也不敢坚持自己的观点，站出来阐述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以打消众人对“拥嫡”的疑惧之心，而是畏首畏尾至于“引避不言矣”，最后竟搞出了一个试图两不得罪，不伦不类的“拥桂”方案。

    这个“拥桂”方案，一不合伦序纲常，放着崇祯帝的亲堂兄弟不立，却去立崇祯帝的叔叔，虽然大家都是万历皇帝所出，但这样做置天启、崇祯二帝于何地？置福王于何地？驱之亦或杀之焉？因此其本质和“拥潞”并无太大的区别。

    二是极度缺乏操作性，比之“拥潞”都不如。潞王朱常淓好歹和福王一样，都近在淮安，几天就可以到南京。而桂王却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广西，一个来回几个月总是要的，到时候只怕这位桂王还没到南京，大顺军或清军早已兵临城下了。

    在此一事中，史可法自见识和政治手段上看，虽然有所认识，但优柔寡断顾虑重重，并无一个卓越政治家的决断和魄力，不敢快刀斩乱麻安定局势，以至后来不得不出京避祸，空自丧失重整朝廷的大好时机；在确立国君的问题上，一遇阻力和反对，并无仗义执言之勇气，只求不得罪各方势力。这比之他老师左光斗，还是有些许差距的。

    在凤阳“拥嫡”成为定局后，马士英率军五万，拥着福王朱由崧浩浩荡荡直奔仪真，福王在那里捎上史可法后往南京而去，马士英则率大军驻扎不动。

    马士英起用阮大铖后，与东林党人和依附东林的前齐党高弘图等多有争执。弘光元年春，建州伪豫亲王多铎率军南下，五月初，南京陷落，弘光朝廷灭亡。

    马士英南走浙江杭州、绍兴等地，最后入太湖投长兴伯吴日生军中继续抗贼，斗争失败后被建州军于太湖擒杀。一说马士英遁逃台州后，入四明山削发为僧，清兵剥其皮，实之以草，极为惨烈，却被东林称为“马瑶草生怀瑶死怀草”。

    在南京城破后，清军统帅多铎和宁死不降的弘光朝礼部主事黄端伯之间的一段对话颇能反映马士英的气节。黄端伯听说赵之龙、钱谦益等人献门率众投降，在城门大书数字“大明礼部仪制司主事黄端伯不降”因而被抓捕。在审问中

    多铎拍案叱喝“你认为弘光帝是何种人物，想为他一死？”

    黄端伯朗言“皇帝圣明！”

    多铎问“马士英，又怎样呢？”

    黄端伯“马士英，忠臣也！”

    多铎又可气又可笑，问“马士英乃大奸臣，何得为忠？”

    黄端伯说“马士英不降，拥送太后入浙江，当然是忠臣。”他指着已经剃发易服的赵之龙等人说“这些人才是不忠不孝之人。”

    弘光元年五月，南京失守，福王逃逸，礼部尚书钱谦益等百官皆迎降，只有黄端伯在其寓所能仁寺傍门不降。

    清豫亲王多铎大怒，将其关押在江宁。在狱中，他谈笑如常，并作《明夷录》言“丹心倾汉室，碧血吐秦廷”以明其志。

    六月十四日，清政府下令剃发，他指颈说“我宁剃头不剃发”。八月十三日，多铎再劝端伯降，并威胁说“不降则戳！”黄端伯誓死不降，多铎命杀之。黄端伯整肃冠履，昂首引颈受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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