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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魏救赵，断其一方。唐军并未直接救援新罗，而是集中力量进攻高句丽的帮凶百济。百济同高句丽一样，“扶余别种也”，当时的国王是扶余义慈。

    唐军从城山渡海，在熊津口大破百济军，又克真都城，击灭百济军主力，“斩万余级，拨其城”。百济王扶余义慈和太子扶余隆苍惶遁走，逃入北鄙小城躲避，被苏定方唐军团团包围。扶余义慈的次子扶余泰主意大，趁父兄外逃，自立为王，率众固守百济城。

    扶余义慈的嫡孙扶余文思对左右人讲：“现在国王、太子均在，王叔自立为王，即使唐兵退去，我父子也会被王叔杀掉！”惶急之下，扶余文思率左右“随城而出”，城内人见王太孙如此，也纷纷跟随，扶余泰连杀数人也无法阻止。无奈，扶余泰出降，百济都城告陷。很快，唐军又逮捕了百济王扶余义慈父子以及百济豪酋五十八人，全部押送长安。“平其国王部、三十七郡、三百城，户七十六万。”唐朝在百济设熊津、马韩等五个都督府，择其酋长管治。同年十月，一行囚俘至京城，“诏释不诛”。

    扶余义慈也是倒霉蛋，本来此人上孝下亲，很有荣名，有“海东曾子”的时誉。战前，唐高宗还下诏劝谕：“……王所兼城宜还之，新罗所俘亦畀还王。不如诏者，任王决战，朕将契丹诸国，度辽深入。王可思之，无后悔。”

    百济王总以为唐兵不会轻出，继续当高句丽帮凶。

    殊不料，苏定方诸将一出，百济立时破灭，他自己也被生俘，行数千里地归罪长安。不久，扶余义慈病死，唐廷施恩，赠卫尉卿，并允许其被俘旧臣临丧，“诏葬孙皓、陈叔宝墓左”

    此举意味深长，同为降臣，下场也一样，终免横死。

    灭百济后，唐朝大军振旅而还，留下郎将刘仁愿率数千唐兵留守百济城，并派左卫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赴任半途，王文度病死，诏以刘仁轨代之。

    百济王扶余义慈的堂弟扶余福信本来已经降服唐军，待他看到唐军主力回国，萌生贼心，并与一个叫道琛的和尚联手，在周留城聚百济旧民造反。不久百济“西部皆应”，纷纷据城造反，支持扶余丰。众军相聚，反而把唐军刘仁愿的留守军团团包围于百济城。[11-12]

    唐廷下诏，任刘仁轨检校带方刺史，统王文度旧部与新罗军合势救援刘仁愿。唐、新联军一路厮杀战斗，直杀百济城。和尚道琛在熊津江边建两座巨大的兵垒，刘仁轨率众猛攻，百济军不敌，退保任孝城。[11]

    公元661年，唐将苏定方又攻打高句丽，遇大雪酷寒，唐军不得不班师。

    但是刘仁轨上表，表示要继续坚守在百济，高宗深觉刘仁轨言之有理，便让唐军继续留在百济城坚守。刘仁轨先出奇兵，制人，率军先端掉扶余福信派人修建的真岘城国镇岑，虽然此城“临江高6”，唐军连夜奇袭，一举攻破，“遂通新罗运粮之路”。

    而百济内部生火并。百济王子扶余丰越来越不能忍受堂叔扶余福信的跋扈，扶余福信被杀。于是，刘仁师、刘仁愿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率6军，刘仁轨以及先前降附的百济王子扶余隆率水军，从熊津江出，水6并进，直趋白江口，准备合军直捣固周坚城。

    公元663年八月，刘仁轨水军率先行至白江口。很快，倭国水军四百余艘也绵延驶至。宽阔水面上，唐、倭两路水军对峙。

    刘仁愿回长安后，高宗向他询问情况，这位大将不专功，说明战役主要指挥者以及表章主拟人均是刘仁轨。

    高宗“深叹赏之，因加（刘）仁轨六阶，正授带方州刺史，并赐京城宅一区。”刘仁轨丝毫不敢懈怠。他安抚百济余众，屯田厉兵，积粮抚士，准备下一步进灭高丽的战争。同时，他连上表奏，极言百济之地不可轻弃，“伏惟陛下既得百济，欲取高丽，须外内同心，上下齐备，举无遗策，始可成功……”高宗深纳其言。

    百济亡国，下一个肯定轮到高丽，公元668年，唐朝大将李勣为师，在泉男生带路指引下，一举踏平高丽，终于完成了隋炀帝、唐太宗未竟之业，收一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户。唐朝置安东都护府，留大将薛仁贵等二万多唐兵于平壤，高丽终成唐朝治地。由于高丽王高藏一直是个傀儡，唐廷赦而不诛，还把他封为司平太常伯，只把负隅顽抗的泉男建流放黔州蛮荒之地。

    双方合战。唐军四战皆捷，水6连胜。虽然唐军军船在数量上占绝对劣势，但隋唐时期中国的造船技术还是非常高，船壁高而坚，设计精良，日本的兵船与之相较，自然简陋寒酸。当时，倭奴还未从中国偷师学艺，技术方面落后得很，兵将甲胄质量又不好，唐军箭雨之下，倭兵倭将往往被射得透心凉。

    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刘仁轨自然通晓“火烧赤壁”之事，倭奴当时还不像唐以后那样精通中华典故、兵书，四百多艘破木船蛆一样挤在一起，被唐军连火箭，顺风投火，一时间“烟焰涨天，海水皆赤”。烧死呛死外加弃船跳水淹死，一万多倭奴军全都沉到白江口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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