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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桓案生在洪武十八年。郭桓是户部侍郎，他和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官吏李彧、赵全德等相互勾结，组成贪污团伙，盗官粮7oo余万石。

    洪武十八年案后，朱元璋“敕法司拷讯供词”，现郭桓等人除贪污公粮外，还侵吞了大量国库物资，折合粮食达24oo万石。通过进一步追查，六部一些官员和很多地方官也牵连其中，朱元璋将主犯统统处死，受牵连入狱者达数万人。

    朱元璋恨不得杀尽天下贪官，他说：“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只要是贪污，不管涉案者官有多高，朱元璋处理时都不会心慈手软。

    洪武十六年，刑部尚书开济接受一死囚家人贿赂，令郎中仇衍为其开脱死罪。他还勒索其他罪囚家人钱物，并导致一家2o口人全部自杀的悲剧。他的不法行为被一狱官告，开济和刑部侍郎******、刑部主事王叔征把该狱官抓起来，杀人灭口。

    此事被监察御史陶垕仲现并上报朱元璋，朱元璋大怒，将开济、******、仇衍等人处死。

    即使是开国功臣，如果有不法行为，朱元璋也严惩不贷。永嘉侯朱亮祖勇悍善战，立下许多战功。但此人不学无术，在奉诏出镇广东时“所为多不法”。洪武十三年，番禺知县道同把当地一个土豪抓起来，其他土豪行贿朱亮祖，请求他把被抓的土豪放了。朱亮祖宴请道同，要求道同释放土豪。道同厉声说：“公大臣，奈何受小人役使！”

    朱亮祖说不动道同，竟亲自把土豪放了。

    朱亮祖还纳富民罗氏女为妾，罗氏兄弟怙势为奸，被道同抓起来，朱亮祖又把他们放了。道同愤愤不平，上奏揭朱亮祖的不法行为，其奏未至京城，而朱亮祖弹劾他对上司无礼的奏章先到，朱元璋不知内情，派使者诛杀道同。

    后来见到道同的奏章，才了解真实情况。他觉得道同职位低下，敢揭大臣不法之事，一定是骨鲠之臣，便派使者赦免道同。但后派的使者到达番禺时道同已被杀。

    朱元璋对朱亮祖诬奏道同非常不满，气愤异常，马上召朱亮祖与其子朱暹进京，用皮鞭把朱亮祖父子打死。

    在用重典惩治贪官的同时，朱元璋还大力表彰反贪功臣和奖励举报。洪武九年，福建参政魏鉴、瞿庄“笞奸吏至死”，朱元璋赐玺书嘉奖。

    洪武十九年七月，苏州知府王观“治奸吏至死”，朱元璋派使者前往慰劳。常熟县陈寿六等三人把贪官顾英绑至京师面奏，朱元璋当即予以重赏，并警告地方官吏不得对陈寿六等人打击报复。

    朱元璋鉴于元末吏治纵驰，民生凋敝，不惜用重典严刑惩治贪官。虽然取得一定效果，但因用刑太滥、不重证据，使许多无辜者受牵连甚至丧命。

    在空印案中，枉死者其实不少，官府掌印者并非人人都贪赃枉法，而且“先署印而后书”是明初惯例，也情有可原。正如郑士利所说的：“省府去部远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册成而后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

    以故先印而后书，此权宜之务，所从来久，何足深罪。且国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后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自立国至今，未闻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莫知其罪，今一旦诛之，何以使受诛者无词。”

    济宁知府方克勤是明初有名的廉吏，他生活俭朴，“一布袍十年不易，日不再肉食”，为治以德化为本，政绩非常突出，洪武八年曾受朱元璋接见。后被人诬陷入狱，即将出狱时适逢空印案生，因受牵连再次被捕入狱，结果死于狱中。郑士利之兄郑士元在地方当官，但并非掌印者，结果也受杖刑并被配至江浦。

    郭桓案的枉死者更多，由于受到刑讯逼供，郭桓等人把一些素无来往的官员也说成是同党，朱元璋不管有没有证据，统统格杀勿论，使许多人家破人亡。

    在朱元璋亲自编定的《明大诰》中，“所列凌迟枭示种诛者无虑千百，弃市以下万数”，种种酷刑花样百出。又特设“士大夫不为君用”罪，可谓亘古未有。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人姚润、王谟拒绝官府的聘用，结果都被杀头抄家。朱元璋这种一味杀戮的行为已远远出了反贪的范围，难怪后人把他视为暴君。

    ……

    大诰是明朝初期朱元璋在位时的一种特别的刑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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