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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商业资本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代，晋南就开始发生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赞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业交易活动。隋唐五代又出现了漳州、太谷、平定、大同等新兴商业城镇。“李唐起兵太原，定太原为北都，跨汾河两岸，商业繁荣.唐诗人韩愈有诗描绘：“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

    从周秦到隋唐，尽管山西已出现一些大商人，但比较其它地方商人，并无突出地位，无一定组织.还未形成一种商人势力。

    晋商的正式出现，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间的武士貜，武则天之父。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木材商人武氏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的就是凭借当时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政权。建国后，武氏并封为国公，地位等同秦琼、程咬金等。可以想象李渊父子当时从武氏那里得到多少财产，而武氏也从他最初聪明的政治投资中得到了巨大的回报。其后还孕育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武则天。当然这是后话。

    宋代“蜀南、南商、北商等都是有名的地方商人，其占近世商业中坚的山西商人、徽州商人，也大体在这时显出身手。“宋代，山西地处北东边防，宋王朝所需战马大都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而辽更需要宋的手工业制品。公元996年在山西“边州置榷场，与藩人互市，“而“沿边商人深入戒界“进行贸易。后来赵宋王朝怕危及自己的政权，曾几度下令闭市，但是事实上无法办到。元代.虽然战争对工商业有一定破坏作用，但是元朝政权结束了宋、辽、金的割剧局面，特别是元代驿站的完备，使商业活动的地域扩大了。从《马可波罗行记》可以看到“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晋商的兴起，首先是明朝“开中制“政策的实施，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其次，山西矿产资源丰富，手工业和加工制造业当时已初具规模，这又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晋商逐步走向辉煌；此外，由于晋南一带地窄人稠，外出经商成为人们的谋生手段，晋中商人当时已遍及全国各地，北京城曾流行这么一句话：“京师大贾数晋人“。随着商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维护自身的利益，晋商的商业组织开始出现。

    晋商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军协饷供应的工具，主要是指其中的大商人，即皇商、官商、大盐商、洋铜商等。如开中法的实行，就是明政府为北方边镇军队筹集军饷，实行由商人提供边镇军队粮、布饷需，换取盐引，到指定盐场支盐和贩运盐斤。明政府通过这一办法的实施，既解决了北方边镇军饷，又收到了盐税，而山西商人也因此而兴起。

    ……

    “开中制”是指是国家利用手中的食盐专卖特权，吸引商人纳粟于边，官给引目，支盐于坐派之场，货卖于限定地方。为了达到制度设计的目的，明朝廷方面曾努力为商人开中销盐提供方便。

    在开中制下，封建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着盐的生产，掌握着盐的专卖权，可以根据边防军事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出榜招商。应招的商人必须把政府需要的实物（如粮、茶、马、豆、麦、帛、铁等）代为输送到边防卫所，才能取得贩卖食盐的专门执照———盐引。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支盐，并在政府指定的范围内销售。

    明朝洪武时期为了防卫瓦剌和鞑靼对中原的袭扰，设立九边进行防御。由于九边距离帝国的统治中心遥远，后勤补给困难重重，为了减少这种负担，洪武帝（洪武三年）与山西商人达成了一个协议，山西商人向大同、居庸关等几大边关要塞输送粮食，山西商人获得了合法贩卖“官盐”的资格。

    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虽然减轻了朝廷补给九边的负担，但是却损失了相当大份额的盐税。山西人商人不仅获得了河东盐池的盐引，也迅速的垄断了两淮的盐引。

    帝国虽然节约了每年九边的500万石的后勤供给，却也损失了大规模的盐税，在更大程度上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简单地说，明初是商人把内地的粮食、粮仓运到边防，然后官府以什么来补偿呢？给你盐引，相应的运多少粮食给多少盐引，然后拿这个盐引到盐场去领盐、去销售，商人赚的是差价（输粮换引），这个叫开中制。

    所谓盐引，就是垄断运销盐的凭证。

    开中制度的全过程可分解为报中、守支、市易三个有机组成部分。“报中”就是商人按照榜文要求的开中项目，将军需物资供应驻军，而以从官府领取盐引作为交换条件。

    一般说来，凡有驻军处均可报中，但各地情况又自不同。永乐以后，报中多集中于辽东、蓟州、永平、密云、昌平、易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甘肃、固原等所谓的九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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