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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国时期，法家主要划分为齐法家和秦晋法家两大阵营。

    秦晋法家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齐法家主张以法治国，法教兼重；秦晋法家奉法、术、势为至尊与圭臬，齐法家既重术、势。又重法、教。

    秦晋法家的创始人之一李悝，任魏文侯相，提倡“尽地力之教”，主张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调整租谷，创“平籴”法，兼顾农人与市民的利益。他还收集当时诸国刑律，编成《法经》6篇。《法经》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较为完整的法典。与李悝同时期的吴起先在魏国进行兵制改革，后又在楚国进行政治改革，“明法审会，损不急之官”，“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打破旧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强迫旧贵族徙边垦荒，奖励“战斗之士”。后来，商鞅在秦实行两次变法，主要内容是：开阡陌封疆，废除井田制度；承认土地私有，奖励农战，凡勤于耕织而多缴粟帛者可改变原来身份；有军功者可授以爵位；实行郡县制；主张用严刑重罚以杜绝犯罪。但是他排斥道德教化，轻视知识文化的作用。他用发展观点看待历史，提出“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在经济上，铁器逐渐应用于农业生产，牛耕开始普遍推广，使得农业生产力迅速提高。铁器在春秋末年已经出现，但不普及，进入战国以后，无论农业还是手工业，都已经离不开铁工具。《管子》里谈到：农夫必须有铁制的耒、耜、铫，女工必须有针和刀，制车工必须有斤、锯、锥、凿。否则他们就不能成其事。生产工具方面的变革和广泛使用既增强了开荒的能力，使可耕地面积增多。同时，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生产生活资料。春秋中晚期，在“井田”之外，出现了“私田”。随之而来的是，私田不断增多，土地逐渐可以交换、甚至买卖，井田制渐趋瓦解。战国时期。社会生产方式也开始转变，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个体耕作代替了犁耕为单位的集体协作。封建个体经济逐渐占主导地位；“工商食官”的局面逐渐破坏，出现了个体手工业者、商人。他们的行业很多，有铁工、木工、纺织、洗染、刺绣、制陶等。内部分工还很细，有专做鞋、帽、农具、炊具、车子以及专做葬具的。战国时期，参与商品交换的种类繁多，商品交换的地域也相当广，如北方的走马、吠犬，南方的羽毛、象牙、皮革、丹青，东方的鱼、盐。西方的皮革、文旄等。手工业、商业繁荣的结果，城市也空前繁荣，出现了一些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的大城市。

    战国、秦朝时期，法家理论得以全面实践。

    秦朝结束了自春秋起五百年来诸侯分裂割据的局面，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华夏族为主体、多民族共融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首创了皇帝制度、以三公九卿为代表的中央官制，以及郡县制，彻底打破自西周以来的世卿世禄制度。强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奠定中国大一统王朝的统治基础。

    由此可见，在先秦时期，一个国家的强盛，事实上离不开法家治国方针得到支持的事实。

    因为无论是管仲，子产。亦或是李悝，商鞅等人，他们得到重用，就是他们所效命的国家支持实行法家政策最重要体现。

    而法家的影响，在这个时期而言，是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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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它以春秋时孔子为师。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的一个学术派别。

    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

    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战国时，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

    孟子的思想主要是“民贵君轻”，提倡统治者实行“仁政”，在对人性的论述上，他认为人性本善，提出“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截然不同，荀子之所以提出人性本恶，也是战国时期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的表现。

    儒家是中国古代自从董仲舒“独尊儒术”之后最有影响的学派。做为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的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社会，代代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儒家思想与****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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