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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接下来的几十天里，腓特烈劳碌奔波，敦促了四所新学校的落成。有的取名为“工农子弟启蒙中学”，少数学校接受了太多的教廷注资，在洽谈后，最终办成了军教一体的军校，名为“圣教军官学校”，以“义务”“勇气”“坚韧”“细致”为校训，招生更加严苛，所以迟迟未开学。

    维多莉娅见识了腓特烈的壮阔演说以后，对此人产生了执着的信任，不肯放过每一次开学典礼，只要腓特烈演讲的地方，她必须露面沾光，就算只走个过场，她都乐此不疲。

    奥菲莉娅唯恐神官看上她哥哥，宁肯推了银行的事务，都要寸步不离地跟着哥哥跑，美其名曰“业务宣传”，其实马车上一直藏着柴刀。

    腓特烈奔波劳累，事必躬亲，用区区六万拨款，建立起十三所启蒙中学和两座军官学校，让整个教育部都见识了敛财鹰的节约。

    激进民族主义的萌芽已经种下，亟待开花结果。

    国家社会主义的理想已经燎原，只等矛盾激化。

    极端爱国的民族主义，和理想国描述的社会主义，这两种被渴求的理念，像两条热情滚动的岩浆，在碰撞和火花中流淌融合，诞生了国家社会主义的雏形。

    万幸的是，这一切都来自于一名封建大贵族的领导，所以他会制止贫民阶级的暴力革命，而是用国家权力进行社会改良。这股改良主义思潮，能形成高度民族化的社会主义；更有利的是，他那远见者的卓识，也保证了他的领袖权威，能让国家社会主义在非常时期表现出惊人力量。

    而坚信女皇正在沉迷债务、腓特烈已经退居二线必败无疑的哈布斯堡中央银行，就坚定地抓住良机，开始认真的搞事情。

    腓特烈潜心办学，让布雷施劳德放松了警惕，他开始专注于扩大战果。

    1735年十月末，离开宫廷政变，已经过去了整整65天，动荡的恐慌慢慢平息，而战争的利润才初见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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