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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趣阁手机端    http://m.biquwu.cc              几千年来，中国古代文人的最高追求就是十年寒窗苦读，“达则兼济天下”，青史留名；“穷则独善其身”，退隐山林。这种浪漫的理想，是中国传统文人延续了几千年的梦，已经深深地植根于读书人的人生观中，左右着无数读书人的命运。

    可是，随着皇权专制统治的加强，专制主义的魔爪几乎是无处不在，读书人即使想独善其身，远离“权力场”这个大染缸，也很困难。所以，对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来说，隐居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有顽强的毅力和忍耐精神。

    顾宪成“金盆洗手”

    顾宪成（1550～1612年），字叔时，号泾阳，江苏无锡人。万历八年（1580年），他以二甲第二名考中进士，出任户部主事。初涉权力场，他就锋芒毕露，竟然对权臣张居正不满，还写信给内阁次辅申时行，怂恿他站出来“匡救”时事。

    当张居正病重时，文武百官纷纷为他祈祷。对于这种阿谀奉承，顾宪成感到羞耻，从不参与。一些同僚见了，都为他捏把汗，就代他在一封给张居正的“慰问信”上签名。不料，顾宪成知道后，急忙赶去把自己的名字抹掉。在这一点上，他的人品固然令人钦佩，却与当时的官场“格格不入”。

    后来，万历帝不喜欢长子朱常洛，想立次子福王（他母亲是宠妃郑贵妃）为太子，结果遭到了群臣的反对。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考功员外郎顾宪成带头上书，建议立朱常洛为太子，触怒了万历皇帝，被革职为民。不久，他弟弟顾允成、朋友高攀龙也先后脱离权力场，回到无锡。

    顾宪成兄弟和高攀龙等人都是生性比较豁达的人，一旦脱离权力场，他们就像出了笼的鸟儿一样，可以自由翱翔。于是，他们就将恼人的政治抛到一边，在一起讲求学问，显现出所未前有的洒脱。

    因为顾氏兄弟的名声很大，学问又做得好，所以当地的士子们纷纷前来求教。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顾氏兄弟建造了“同人堂”，与士子们一起探讨学问。没多久，因为前来向他求教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同人堂又显得过于狭窄，所以，顾宪成就有意恢复宋朝人杨时在无锡城东创办的“东林书院”。

    在征得当地官府的同意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顾宪成等人修缮了杨时的祠堂，又和一批同仁一起捐资重建精舍，这就是“名噪一时”的东林书院。

    对于当时盛行的“阳明心学”，顾宪成有颇多微词，意欲拨乱反正，光大程朱理学。所以，在为东林书院草拟的《院规》中，他遵循朱熹白鹿洞书院的《学规》，制定了四要、二惑、九损，其核心就在于“尊经”——尊重儒家经典，反对空谈。可见，顾宪成创办东林书院的宗旨是：正本清源，使天下读书人信奉程朱理学，不为异端邪说（主要是“阳明心学”）所迷惑。

    至于东林书院的日常功课以及他们的议论焦点，并不是时政，而是学术，这一点在《东林会约》中有明确规定：

    “每会推一人为主，主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凡在会中，各虚怀以听，即有所见，须俟两下讲论完毕，更端呈请，不必搀乱。”

    显然，他们聚在一起，主要是读《四书》，交流自己的学习体会。在为弟弟顾允成写的《小传》中，顾宪成也提到东林书院的日常活动：

    “每岁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弟进而讲于堂，持论侃侃，远必称孔孟，近必称周程，有新奇险怪之说者，辄愀然改容，辞而却之。”

    由此可见，备受后人瞩目的东林讲会，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群情激昂地抨击时政，而是在一起研讨《四书》，从孔孟一直谈到程朱。顾宪成去世后，主持书院的高攀龙、吴觐华继续坚持这一原则，再三强调：“东林之教原本程朱，以穷理致知”。

    至于个中的缘由，不言自明。原来，顾宪成等人下野后，对于权力场上的纷争早已厌倦，所以，在回乡后，他们以创办东林书院来寄托心志，只谈学问、莫谈国事似乎已经成为他们的行为准则。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朝廷曾命顾宪成出山，担任南京光禄寺少卿。对此，顾宪成毫不动心，立即写了一份辞呈，强调自己早已不问朝政：

    “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恝然置安危理乱于不问，以自便其身。”

    这是顾宪成当时心态的真实写照，他早就把自己看作一个“桃花源”中人，对官场已经丝毫不感兴趣了。

    第二年，在给好友李三才的信中，顾宪成再次说明自己辞官不做的原因，表示自己要专心办好东林书院，优游于林间水下，不再过问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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