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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的京西南路的百姓逃往到四川，居然没有出现一个流民，这简直就是奇迹。

    反观两淮以及江南东路和江南西路，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流民。

    地方官府当然不会在乎，这些流浪而来的百姓，不归他们管辖，也不需要他们向朝廷禀报，具体负责处置这些百姓的官吏，则是从中大肆的捞取好处，凡是能够拿出来钱财之人，则准许进入到城池或者村镇之中，拿不出来钱财之人，毫不留情的赶走，甚至是当作匪患处置，要么关押到大牢里面去，要么是斩杀。

    如此处置的办法，让流民迅出现，不过这样的情形也是暂时的，寻常的流民，怎么可能忍受官府的驱逐与刻薄，要是就是悲愤的闭上了眼睛，要么就是被迫落草为寇了。

    这就让京西南路逃难的百姓，在两淮等诸多地方，名声很不好了，以至于江南路压根就不接受任何一个从京西南路逃难过来的百姓，不管其是什么身份。

    这些情报与情况，情报署都是摸得清清楚楚，源源不断的禀报给吴邵刚。

    郝经等人看见了这些情报之后，都是止不住的摇头，他们也知道了，若是四川不接纳京西南路逃难的百姓，这些人真的就是走投无路了。

    时间到了十一月，从京西南路逃难至四川各地的百姓，总人数过了三十万人。

    其实京西南路本就是人口密集的地方，当年从中原逃往过来的百姓，绝大部分都是在京西南路以及京西北路安身了，现如今这些人的后辈大概是想不到，辛辛苦苦的从中原逃亡过来，避免遭遇到金兵以及蒙古鞑子的欺凌，可不要多少年的时间，还是陷入到颠沛流离的局面，看样子这天下真的是不太平。

    三十万人，已经让四川各地感觉到吃力了，毕竟逃往的绝大部分都是寻常的百姓，不过节度使他们的命令是明确的，必须予以接纳。

    到了十二月份，进入四川的京西南路的百信人数开始猛增，甚至连京西北路也有不少的百姓，开始携家带口朝着四川而来了，短短半个月的时间，进入四川的百姓总人数就过了十万，这让四川与云南两地的总人口，猛增到了五百万左右。

    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或许在千年之后压根不算什么，不过想想经历了多年的战乱，百姓的死伤是惨重的，加之天荒**，剥夺了不少人的性命，作为相对偏远的四川与云南两处地方，总人口过了五百万，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为了应对快增加的人口，吴邵刚要求节度使衙门调剂了一部分的钱财，主要是与吐蕃交易获取到的钱财，下拨给各级官府，用以应对突然增加的开销。

    从咸淳元年开始，四川和云南的各级官吏，执行的就是节度使衙门下的俸禄标准，这个标准与朝廷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各级官吏的俸禄悬殊不是很大，而且重点是朝着州县一级的官吏倾斜，数字不是很高，但官吏拿到手的都是真金白银，绝不会存在交子。

    四川与云南两地，因为军队的强悍，导致地方上稳定，物价也同样稳定，不存在大起大落的情形，不少外地来到四川和云南两地的商贾，基本都留下来做生意了，这也让两地的商贸出现了繁荣的情形。

    官府征收商贸赋税是强硬的，甚至可以说是不留情面的，这曾经遭遇到部分商贾的反抗，不过胳膊拗不过大腿，商贾最终还是乖乖的按照节度使衙门的要求缴纳赋税。

    不过在四川与云南两地做生意，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不担心遭遇到克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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