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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若缺乏足够的威势和权柄，宰相可以想尽各种办法来掣肘。但前提必须在制度、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行事，否则垂涎你这位子的官僚们一抓一大把，随时逮着个错处就能够联名弹劾，逼你下台。所以曹髦才要用雷霆手段。打三相一个冷不防——这仨都是既乏人望，又缺智谋，外加性格相对软弱的，仓促之间，你们也拦不住朕，只要造成了既成事实。以后的事情那就都好办啦。

    果然刘先最终只得屈服——我肩膀窄，实在不敢跟皇帝放对啊——被曹髦逼着当堂批复。这边中书印章才一落纸，那边门下监刘放和秘书监崔琰就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自己找地方坐下。

    曹髦眼神左右一扫：辛佐治滚蛋了，如今四相议事。崔琰是彻底的自己人；刘放虽然意志不够坚决，终究屁股坐在内廷；刘先、卫觊那都是性格软弱的老好人啊，做官僚很合格，做政治家么……你还远未够班！于是莞尔一笑：“可矣。朕即与卿等共商国事。”

    使门下、秘书入相，这只是崔季珪为曹髦谋划的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就是要扩大内廷的职权范围，趁热打铁，把很多原属中书和御史的权柄都转交给秘书、门下二省。虽说中书做制，但也不是中书台可以大政小情全都一把抓的，相关变更制度等事，还得宰执共商，如今四相会议，皇帝在旁边儿监督，对于权归内廷的条款，崔琰、刘放直接举手赞成，卫觊投了两回反对票，剩下几回也跟刘先似的，一路弃权，于是皆得顺利通过。

    曹髦也不用中书做制了，直接秘书拟诏，当场写就，请中书用印。

    他们倒是暂时还没敢把手往尚书台伸。一则尚书机构庞大，骤然变更制度牵扯过多，而且人员越多，受到的反弹也会愈加强烈；二则无论曹髦还是崔琰，都对实际事务毫无兴趣——为人君者只抓大政，细务自有吏员处理。

    于是短短数日之间，曹魏原本的官僚体制就被拆了个七零八落。就表面上看起来，仍然是中书领班、群相负责，而实际上相权虽然未被削弱，却一定程度上遭到了分散，而中书也从实际上的立法机构，变成了与代表皇权的秘书省合掌立法权。门下省的权力同样有所提升，按照崔琰的计划，门下将逐渐侵夺一部分御史之权和尚书之权，如同后汉时内廷的尚书台一般，实掌国家政务。

    事变促起不意，加上一流重臣全都出京去祭扫高陵了，刘先等人肩膀窄、腰肢软，根本无力抗拒，只能全面收缩兵力，遂使曹髦旗开得胜。小皇帝的信心也因此而倍增。等到是勋等人祭陵完毕，返回洛阳的时候，已经基本上无力回天了。

    想当日是勋在高陵外接到桓范密书，上写“调虎离山”四字。便即悚然而惊。崔琰怂恿曹髦夺外朝之权以归内廷，这事儿是勋倒是早有所察觉，只是并未做实际的防备。尤其自从刺奸、校事机构被废，卢洪出京以后，是勋对内廷的监探水平大幅度下降。从而对危机产生的可能性造成了极大误判。在是勋看来，小皇帝尚未亲政，还不可能实际有所动作——就算有动作，以自家的权势和威望，也能将祸患掐死在萌芽状态。

    他是真没有想到，曹髦竟然有这份胆量和魄力，搞出这么一场几乎可以名之为“政变”的花活儿来。

    初见“调虎离山”四个字，是勋脑海中当即冒出一个名词来——“高平陵之变”。在原本历史上，魏明帝曹叡驾崩后，邵陵厉公曹芳继位。任命太傅司马懿和大将军曹爽辅政，随即曹爽即架空司马懿，专执朝纲，于是司马懿就利用曹芳、曹爽出祭高平陵（曹叡陵寝）的机会，悍然发动政变，夺取洛阳，随即处死曹爽兄弟及其党羽。司马氏篡夺魏政，即以此次“高平陵之变”为其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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