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勋认为自己只要做好了两件事，便可千古不朽，一是主持树立“建安石经”，二是主持制定《魏律》，对此桓范深以为然，是复对此也说不出什么话来。

    是勋最近把主要精力全都放在了《魏律》的编定上面——正好可以更名正言顺地把台中事务都推给刘先和郑浑，反正若真有关乎国家大政方针的要务，那俩也不敢自作妄断，总须是勋拍板，但这类事儿终究凤毛麟角——目前编撰小组已经组建完成，正在做前期的梳理和协调工作。

    他本来想扩大编制、自组班底，结果被曹髦给否决了，让他从秘书、门下二省挑人帮忙。当然啦，秘书、门下也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起码崔琰、刘放等主要负责官员是不可能撂下手头的活儿跑中书来帮忙的——再说了，是勋也不愿意跟磪季珪共事——那么可供选择的余地就并不太多啦。是勋主要行文崔、刘，讨要了十几名下级官吏来做文书保管、文字编排等杂务，真正参与律令编定的，则是门下分管的那些文学侍从之臣。

    汉代的侍臣班底是非常庞大的，是勋本人就曾经做过侍郎，并没有实际职权，不过备皇帝顾问，并且贡献诗文以粉饰太平而已。魏朝因为外朝官僚班子的扩大，很多人才都从内廷流向外朝，侍臣数量也因此大为减少，品级有所下降——如贾诩、刘晔之类重臣元老虽然也无实际统属，也备皇帝顾问，却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侍臣。

    是勋调了六、七名侍臣过来，其中就包括了老朋友王粲王仲宣。此外，他还请求让刘晔担任编纂小组的第一副组长，第二小组长则以朝命请征正在陈留老家等死的毛玠毛孝先。

    毛玠原亦为曹魏的开国功臣，但后来遭到曹操的厌恶——据说为丁仪进谗所致——竟被免官。是勋觉得此人颇为可惜，再加上毛玠耿介忠直，有治国干才，故此特意说动了曹髦。加毛玠资政大夫的荣誉头衔，请他出山相助。

    是勋制律，主要指导原则有三：一，《汉律》除《秦律》之烦冗。但难免有删错的章节，再加上时代在进步、情况在变化，历代被迫添加了很多“令”、“科”，也就是临时规条进去，体例因此混乱、体系因此松散；今制《魏律》。就是要加以重新整理、分类，使其规范化，并且因应实际情况的变化，增添很多新的条文——比方说近年来商业活动日益繁盛，为此制定了相对细密、明确的商法诸条。

    二，是勋认为法律若不细密，就会有漏洞，有刁民会钻空子，可是制定法律又不可能堵住所有的漏洞，故此编定新法的时候。言辞力求简洁而准确，同时保留随时可以扩充的接口。同时法律条文若过于严密，又易堕入《秦法》之故辙，故此明确区分公诉和自诉，对于自诉类型的案件，本着“民不举，官不究”的原则，放给民间以更大的自主权。

    终究宗族势力之庞大是回避不了的现实问题，是勋要真想把地方宗族之权都收归官方的话，会给自己和政府都造就很多潜在的反对者。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儿，他可不会去做——就算要做，也必须和风细雨、润物无声地一步步来。

    三，本着儒家“仁”的原则。大幅度缩减连坐的范围，减轻其刑罚——要彻底废除连坐，就目前政治环境来说，应该还做不到。同时删掉了很多不人道的肉刑，以及侮辱性刑罚——比方说废除宫刑。最终将刑罚确定为死、耐、作、流、赎、罚金六种。

    耐刑比旧有的髡刑为轻——废除了髡刑——也就是剔去犯人的胡须，但保留头发。是勋虽然挺喜欢自己目前长须飘飘的形象。但终究基于来自未来的魂魄，对于男人是不是一定要留胡子，抱持着无所谓的态度。其实有没有头发也无所谓，但终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弃”的传统观念仍然很牢固——其实这里说的“发”是指毛发而非头发，也包括了胡子——士大夫皆以受髡为仅次于被宫的奇耻大辱，是勋废掉髡刑，是可以得到众人礼赞的，同时保留耐刑，也不会对保守派造成太大的观念冲击。

    作刑就是徒刑，流刑就是流放。赎刑是指用财物来抵偿一定的罪过（与按律罚金不同），小组成员有人提出了“杂抵”，即官僚、贵族可以用夺爵、除名、免官等方式来抵罪而不受刑罚，是勋将之归入赎刑，并且规定了可抵之罪的上限。原本历史上的杂抵和赎刑，上自死刑，下到杖、笞，皆可抵偿，等于使贵族、官僚、豪门犯罪享有减免刑罚的法定特权，对此是勋是坚决反对的。他限定了，唯耐刑和一年以下作、流可以抵赎，死刑及一年以上的作、流，就算你交个王爵出来也照样不可免受。

    当然啦，终究是封建社会，真要是天子一纸赦令，对于贵族、官僚们来说，再大的罪过也可消化于无形，碰到这种情况是勋也禁止不了。

    基于是勋当日在朝堂上请求制定《魏律》之时对曹髦所说过的话，小组有成员提出正式把儒家礼仪作为制律和执法的指导原则，甚至把“春秋决狱”精神写进《魏律》里去。是勋舌战群儒，再加小组长的强力压制，好不容易才把这股歪风给煞下去了。

    是勋说了：“法以摄众，不可苟且。若可委曲，必有小人趁隙取利也。《春秋》之义，知之者众而深明者寡，若非董子，谁能实得儒礼之精要而施之于法耶？”至于他当年就搞过“春秋决狱”那一套，当然自动无视啦——“若执法之官无董子之识，而擅为董子之事，则有法亦如无法，吾等尚制之何益？”

    不是每个执法官员都能秉持公心，并且象董仲舒那样深通经学要义的，你要是开了这个口子，是个人都敢“春秋决狱”一把，那法律条文不就形同虚设了吗？则法律法规的严肃性何存？

    制定《魏律》是个大工程，不是一个小组十几二十人凑一起闭门造车就能搞出来的，还必须倾听各方面意见，吸纳各部门经验，才能尽量做到完善和公正。是勋作为小组长，肩上的担子实在不轻——所以说，若非此事真能使他万世不朽，以他疏懒的个性，才不会********都扑上去哪。

    后世有句话叫“理解万岁”，正说明了人与人之间往往缺乏相互的理解，所以才特意要喊句口号出来，并加“万岁”二字以作赞叹——即便亲生父子之间亦然如此。在某些方面，是复是绝对理解老爹的，但凡老爹抓官、揽权、搂钱，以及刷声望的举动，他向来举双手双脚赞成——因为这些资源和成果很大可能性将来会遗留给自己——但对于是勋另外某些行为，他却彻底难以理解了。

    制定《魏律》是刷声望的妙计，倘若是勋把全副精力都放在了这件事上，从而一定程度上疏忽了对政敌的防范，是复顶多也就发几句牢骚而已，他会与桓范一起拾遗补阙，帮忙父亲堵上种种漏洞。然而是勋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上班批示某些不得不由他决断的公文，以及开会制定《魏律》外，却偏偏还匀出将近五分之一的精力，在关注另外一件事情——一件是复觉得毫无意义，仅仅出于个人兴趣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说白了，是勋在“搞科学”。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此为万世不易之箴言也，是勋早在篡改经学要义的时候，就尝试着向士人阐述和灌输这一理念，并最终编纂完成了《物理初言》。然而思想改造工作从来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况且人的思想总是跟随着时代而进步的，当生产力还达不到某种规模，社会模式尚未上升到某一阶段的时候，愿意和能够接受新思想、新观念的人总是寥寥无几。而就算是勋利用自己的名望，再用儒家学说来包装，真能把新观念灌输进部分人的思想中去的话，那也大多是些年轻人，要等他们成长起来，并为此而付出一定努力，还不知道得是猴年马月哪。

    是勋有点儿等不及了，身旁亲朋故旧的陆续辞世，终于使他体味到了时光流逝之速，在这个医学落后的年代，估计自己也没有足够长的寿命可以期待。所以很多事情，倘若不先亲手搭建起雏形来，恐怕将最终沉埋于历史的尘埃当中，未来的人们只能从故纸堆中发现：原来中国早就有了超前的科学思想了啊，只是从未被人重视过……

    尤其在这一方面，是勋几乎无人可用。汉魏时代，中国人尤其是统治阶级对于技术的进步还不象后世那般排斥，那么故步自封，甚至直接斥之为“奇技**巧”；但对于士大夫来说，技术虽然重要，终非本业，只是额外的兴趣罢了。就好比后世的孩子，若有文学、美术、棋类、体育方面的兴趣，家长不会当面斥责，但——学生的本业是升学啊，考试不考的玩意儿你那么上心干嘛？就算逼着孩子去上各种兴趣班，甚至参加奥数竞赛，那也是为了考试加分而已，而不是真想让孩子将来当艺术家、运动员或者数学家……

    所以若让诸葛亮、赵爽、马钧他们放弃得来不易的官位，********搞科学研究，那是相当不现实的。可是别处又哪儿去找在野的科技人才呢？无奈之下，是勋只好卷起袖子来亲历亲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