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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连曹髦听得都有点儿烦了，一甩袖子：“是令公所为。或有所未妥，然其忠心为国，先帝亦尝赞叹之也，朕不之疑。”

    崔琰拱手道：“臣非因私怨而谤令公也。乃为国事，为陛下耳。昔伊尹佐商汤成王霸业，岂不忠欤？而放太甲桐宫；霍光辅昭宣造成盛世，岂不忠欤？乃废昌邑未央。且宣帝初立，以光陪乘，常感芒刺在背。今陛下见是令公，独无此憾耶？”

    曹髦闻言，不禁沉吟不语，崔琰趁机更深入一步地说道：“古来贤君处上，群臣各安其职，国乃泰和；君若怠政，臣必各执一辞，党同伐异，社稷陵替。齐桓用管仲而霸，然仲止亚卿尔，高、国世臣，不能侔桓公；晋文统群贤而治，至晋襄乃命六卿，彼此倾轧，晋因是衰。君如干也，干壮而枝叶繁茂，历秋冬而可不死；若强枝弱干，必败无疑……”

    倘若是勋在此，当场就会啐将过去——你丫是真不懂史，所以跟这儿胡沁哪，还是成心歪曲事实？哦，只要君权凌驾于臣权之上，自然国家安泰，一旦颠倒，国家必亡？那伊尹辅殷、霍光辅汉又怎么解释？即以齐桓事论，管仲名为亚卿，其实相也，上卿高、国能压制得住他吗？再说晋事，公室衰颓、卿大夫掌控国柄，在当时本为常态，乃分封之过，跟君臣之间执政权力的大小有多大关系？

    其实崔琰也不算无知，也并非扯谎，以这年月的士大夫而论，能够有这点儿见识就算挺正常啦，蒙是勋蒙不了，蒙曹髦可是白玩儿的。再说曹髦屁股就坐在皇位上，崔琰说只有皇权彻底压制住臣权，才能够稳定国家，这话曹髦肯定听得进去啊。

    崔季珪以史为证，一步步说到了汉初：“汉之肇建，萧、张、曹、周等功臣得力大焉，乃不得不与之共治。逮之汉武，初设内朝，外制丞相，以大君权，遂能北逐匈奴而南收岭表，汉之盛焉，莫之可比。后世因之，乃有昭宣之治、明章之盛。今吾魏初立，亦以显爵、高位、实权以酬功臣，然不可为万世法也，陛下当渐收权柄，以期永年……

    “然是令公为先帝做制度，大广臣权而侵君柄，裁削内廷而实外朝，混乱社稷以媚功臣，臣窃以为不可。人心无可测也，君子但见所行，不妄度人心，臣不敢云令公为不忠矣，然其所行实有亏也，乃斗胆以谏陛下。若使外朝势盛，则汉惠受制诸吕，汉文委政周、陈，汉武恚怒窦、田，其事或当见于吾魏，则陛下欲绍继先帝之业，成辉宏大志，为万世所尊慕者，难矣哉！”

    传统的儒家士大夫，其最高政治理想就是君王垂拱而治，贤臣实理国家，其实所谓的“虚君”思想很早就已经萌芽了。因为君王主要是社稷的象征，故此代代相传，父死子继或者兄终弟及，你保不准会养出什么奇葩来。若是君权过大，一旦出个昏君，士大夫想要救国都搭不上手去——出暴君更惨，士大夫也将如同平民百姓一般朝不保夕矣。而臣僚大多是非世袭的。只要机构稳定，运转正常，自然能够涤浊扬清，把贤人拱上高位，如此国家便可安泰。

    当然啦。一旦官僚机构出点儿问题，士大夫们往往第一时间想的不是推举贤人，而是请君主仲裁，就基于这么点儿传统惰性，他们也不会真愿意搞“虚君”那一套。

    所以说是勋如崔琰所言“大广臣权而侵君柄，裁削内廷而实外朝”，是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故而新定制度，就连陈群那种彻底的保守派，都只在枝节问题上跟他起龃龉。大方向上并无异言。对于官僚士大夫来说，内廷那些都不是官，非自家同类也，只是君主的私人，而一旦内廷权重，君主用私人用顺手了，那什么外戚、宦官都会骤登高位，东汉朝因此而败，这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只是倘若人人都能明确自己的屁股位置，无人叛逆自身阶级或者阶层。世界上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纷争和动乱了。崔琰同样是士大夫，但他的观点就与是勋截然不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自身阶层的叛逆者——因为儒家讲究君臣父子，天然有序。那么居高位者自当掌权，居下位者只该遵令执行，也便顺理成章。合着不能老爹光主祭祀，表面尊崇，其实儿子们都不听他的话呀，那家族还能管理得好吗？同理。若君主无权，移之于下，那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领导啊，各说各话，国家还能治理得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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