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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刺耳的摩擦声，一辆福特汽车沿着一条弯弯扭扭的行驶轨迹，在一家叫做“镶金玫瑰”的酒吧门口停了下来，引起一阵显然是女性发出的、几乎同样刺耳的尖叫，接着，尖叫变成了男性发出的斥责和咒骂。就在不远的地方，两名正在巡逻的华人警察注意到了突然爆发的争吵，开始向这边靠拢。不过，当他们看到车门上的显眼的保护伞标志，两人迅速并且动作一致的换了一个前进方向，急匆匆的向着几百码以外的一名乞丐冲了过去。

    “你，没错，就是你！这里禁止乞讨！”两位执法者高声叫嚷着，不过不是为了训斥那个出现在错误地点的乞丐，只是为了让身边的市民听得更清楚，明白他们此刻很忙，没工夫处理酒吧门口的突发事故。

    这里是湛江市。作为广州湾租借地的一部分，有两个规模庞大的群体是这座城市的执法人员不愿意面对的：美国军人和Umbrella公司的私人安全承包商，都是暴力份子，都在高层有不少关系，处理起来都很棘手，稍有不慎就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只要他们没有闹出大乱子，惹到不应该惹的人，或者引起拥有这座城市的大人物的关注，警察就会对他们的行为视而不见。

    尽管如此，这并不代表这些人就能在这里横行无忌，在有必要的时候，仍然有人可以约束他们的行为：如果是美国军人，请给宪兵打电话，如果是承包商，可以致电Umbrella公司内务部。

    而在某些时候，出于他自己的道德感或者只是不愿看到有人损害公司的公共形象，也会有级别更高或者资历更老的承包商主动站出来。

    在汽车上的几个醉醺醺的家伙把争吵升级成一场突然爆发的街头斗殴之前，一个看上去三十多岁的、穿着中国陆军最新款制服的男人从另一侧敲响了汽车的发动机盖。

    “所有人，立即把嘴闭上！”他严厉的呵斥到。

    一开始，几名承包商没有一个反应过来，他只得再次敲响汽车的发动机盖。提高音量重复了自己的命令。这一次他们终于有了一点反应，不是听从他的命令而是对一个外人向他们发布命令感到恼怒，直到一个脑子远比他的同伴更清醒的承包商看见这个男人的制服上面的保护伞臂章。

    然后他注意到制服左胸位置的一系列勋表，都是Umbrella颁发的：五年杰出员工和十年杰出员工纪念章。陆战队和陆军服役纪念章，阿比西尼亚、菲律宾、越南和中国作战纪念章。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不久之前开始使用的标志，代表他的等级：士兵，第八级。

    一位二级军士长（MasterSeeant）。

    同时这也是他在中国军队的等级——制服上面有军衔标志。

    一旦将所有这些信息综合起来，这位先生的身份也就变得非常清楚了：他是一名资深承包商。资历可以追溯到公司成立的那一年，参加过最初的每一次主要军事行动，正在中国军队担任教官。

    如果他们正在执行任务，就需要立即站起身向他敬礼，幸运的是，他们正在休假，因此不需要让自己显得过于狼狈——但仍然要按照这位尊贵的先生的指示去做。

    这名承包商果断采取行动，采取各种手段提醒他的同伴注意，包括用力敲打其中一名承包商的脑袋。

    他们终于安静了。

    “我是文德嗣。”当混乱彻底消失，二级军士长立即表明了他的身份。随即发出命令：“现在，我要求你们向这几位先生和女士道歉，然后步行返回基地。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么？”

    “非常明白，先生！”几名承包商同时点头，并且立即照办了。

    不管是否真的愿意，他们也只能接受文德嗣的要求：像他这样的资深雇员，必然会有很多曾经与他并肩作战的老朋友，其中一些可能仍在Umbrella，要么是指挥官，要么是高级士官。可能恰好就在广州湾基地，甚至是他们中的某一个的直接上级。

    只需要一个电话，他就可以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吃不了兜着走。

    而且，现在几名承包商已经彻底清醒。因此认清了自己的处境是多么糟糕：虽然Umbrella总会偏袒自己的雇员，但是醉酒驾驶、与路人激烈争执甚至干脆大打出手绝不在公司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更不用说与他们发生冲突的还是几个看上去有点富有的白人。

    但也只是“有点”，几位先生和女士还没有富有到能够真的把他们怎么样的地步，只不过这些人是白人，这座城市属于美国管辖。而美国是一个白人统治的国家——或多或少，这些人会带来一些麻烦，不是可以随便打发的小角色。

    这也是文德嗣要求他们道歉的原因：如果与他们发生冲突的是普通的中国人——虽然发生这种事的可能性极低，很少有人会有那种胆量——他仍会阻止冲突进一步升级，但也仅限于此，不会提出更多要求；或者那些白人是这座城市随处可见的、从太平洋另一侧跑过来打算捞上一笔的冒险家，他就会袖手旁观，等着几名承包商将他们痛殴一顿，让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没有任何关系和根基的、却有上层人士的优越感的乡巴佬明白，这里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个地方。

    文德嗣承认，这样做既不公正，也不公平，然而在这个悲惨的世界，公正和公平原本就是相当罕见的东西，理想主义者可能会寻求和维护它们，然而他不是理想主义者，他只是普通的承包商，为Umbrella工作了许多年，并且作为公司派遣到大清帝国陆军的军事教官在中国的政治中心生活了一段不算很短的时间，已经很擅长根据人们的身份采取不同的处理问题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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