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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数最多的，就是广大的中间阶层。

    这肯定需要时间，特别是因为民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注定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甚至有可能需要几十年才会实现，但秦致远不气馁，他的心理年龄虽然已经小三十，但这个身体今年才21岁，有的是时间去慢慢实现他规划的蓝图。

    更何况对于目前的秦致远来说，因为青霉素和联合石油公司，以及正在运作的“法兰克公司”，秦致远手中已经有了不错的基础，这些工厂每年都会为秦致远带来巨额财富，如果用于民国可能稍显不足，但如果用于打造一个示范性地区却是足够了。

    比如说另一个时空中的深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改革开放之初，深圳的价值并不在于他能赚多少钱，而是树立一种模式，成为一个标杆，让处于迷茫中的人们明白“深圳速度”是一种什么样的速度，让不自信的人们了解华人的潜力到底有多大。

    这个价值表面上看不出来，但实际上的作用极大。

    秦致远就是想把兰芳打造成另一个“深圳”，一个放大版的深圳。

    这并不需要把整个兰芳都建设成另一个时空中的深圳那样，只需要某几个超大型企业，再加上一定程度的宣传，就能形成有相当规模的“示范效应”。

    华人中流行“不患寡而患不均”这句话，这句话值得从来就不是财富，而是希望和机会。

    只要有希望有机会，华人更习惯于使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而不是简单的“等、靠、要”，那些伸手党不管在哪里都不受欢迎。

    而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重点放在财富上，只有某些野心家在需要的时候才会这样解读。

    明白自己要干什么，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的秦致远有明确的目标。

    “兰芳代表团”的德国之行，就是要尽可能利用德国那些即将被拆毁的工厂，那些即将被遣散以及分流到其他国家的熟练工人和成熟的工程师、设计师团队，用近乎拔苗助长的方式给兰芳奠定初步的工业基础。

    其实“拔苗助长”这个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人的局限性，看看21世纪的迪拜就会明白，当你真心想做一件事时，困难真的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多。

    随着大量工人和工程师决定加入”法兰克公司“，克虏伯的问题已经初步得到解决，接下来的事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发酵，而那只是时间问题。

    于是留下两个精通德语的同伴负责后续联络，张天运和隆氏兄弟他们继续往下一站进发。

    下一站是莱茵金属，再在下一站是宝马公司，然后是凯撒大帝造船厂，然后是卡尔·蔡司股份公司……

    总之，在协约国的“巴黎和会”结束之前，秦致远要把所有能看得上眼的东西全部搬到兰芳去，在兰芳重建德国的强大工业。

    这是秦致远和威廉皇储约定中的一部分，现在看上去是秦致远占了大便宜，德国人吃了大亏。但在德国需要的时候，秦致远也要帮德国人重建这一切，甚至包括德国人的军队。

    随着《停战协议》的签订，在战争中被俘获的德军战俘逐步开始释放，最先释放的是那些不适合劳动的残疾军人，然后是身体衰弱的那些，最后才是身强力壮的青壮年。

    这些青壮年要用劳役为德国的“侵略”行为赎罪，他们要留在法国修路架桥开挖矿山，直到把法国在战争中被破坏的地区恢复成战前的样子，这些德军战俘才会被释放。

    能恢复的是经济和建筑，心理创伤却不是那么容易恢复的，死去的人更不可能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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