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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廉.塔夫脱说：“俄国毕竟还有一亿多人口，就这么消灭这个国家，恐怕不符合文明世界的规则。”

    曾纪泽说：“斯拉夫人只听得懂皮鞭和大炮。你放心，布尔什维克其实在俄国也是少数，很多人反对，只是布尔什维克的契卡太过于血腥恐怖，做惯了农奴的俄国人都很胆小，没有人敢公开反对。我们要趁现在消灭他们，否则，对人类来说，将是一场不可挽回的灾难。”

    美国这时还想一下战争财，不想欧洲战争这么早结束，威廉.塔夫脱有点犹豫，借口说：“美国总统不像皇帝陛下那么有权力，可以一个人决定战争或外交。我还得回去说服那些国会议员才行。”

    曾纪泽好像看透了威廉.塔夫脱的心思，说：“我们中国其实也需要再展，我们也希望欧洲的订单能再多一些。但是现在，我觉得中国和美国都要意识到：这个世界有比利益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结束欧洲的战争，维护人类的文明。这符合全世界的利益。”

    曾纪泽的话，深深触动了威廉.塔夫脱。他原以为只有美国人才具有这种全人类的视角和世界眼光，没想到中国人也有这种世界性的眼光。

    其实，曾纪泽对美国是十分了解的。正像黑格尔所说：“人是靠思想站立起来的”，国家也一样。”了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及人民的精神，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去探寻其形成的过程和环境，这样才能有客观分析和认识。

    了解美国人的精神最好从美国的起源入手。美国人，刚开始主要是清教徒。美国的清教徒主义源于16世纪的英国。宗教改革运动在欧洲展开之后，有些人热切的要求净化教会，这些人便被称为清教徒。清教徒想要摆脱与传统天主教有关联的一切，单单让《新约》来决定教会的准则。16o7年，这群人逃到了荷兰，数年之后，现这里也并非他们理想中的乐土，于是他们怀揣希望与梦想移民美洲新大6，于162o年乘坐“五月花号”登6马萨诸萨州建立普里茅斯公民自治团体，清教徒开始在美洲大6上扎根。基督教清教徒的精神和信念对美国的主流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基督教是一个救世情结浓厚的宗教。在《圣经》中，由于“神爱每一个人”。所以不愿失去他的任何一只羔羊；1oo只羔羊中丢失一只，上帝也要把它找寻回来。耶稣对他的弟子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的光应当“照在人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这种救世的使命感，使美国人的天性中有一种所谓的“传教士精神”。

    1776年得美国独立，独立本身没什么了不起，关键是独立遵循的思想原则：《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自由”、“人人生而平等”、“天助自助者”，这是美国人信仰的声音。是他们强大的“基因”。美国人将“好”的文化和制度“推己及人”的“救世”情结，深深扎根于基督教清教徒的“天命”意识，制度和文化的对外扩张通常被他们理解为是上帝赋予他们的“特殊使命”。

    曾纪泽于是劝说美国人和中国一起维护世界和平。听了曾纪泽的话，威廉.塔夫脱陷入了沉思。他本身也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于是他答应曾纪泽回去说服美国国会的议员们。

    不过，威廉.塔夫脱对曾纪泽的方案还是有所怀疑，说：“即便中国和美国联手，真的有把握说服德国和英国坐到谈判桌上来吗？”

    曾纪泽说，根据中国收集到的情报，战争进行到现在，欧洲各国经历了历史上最具毁灭性、最残酷的三个年头，战争的代价不断攀升，双方获得胜利的希望都很渺茫。尽管人民付出巨大的牺牲、遭受了种种灾难，但还是看不见战争的尽头，各种矛盾与困难都已经难以掩盖地浮出水面。厌战和失败主义情绪先在战壕中出现。

    同盟国方面的厌战情绪，不仅打击了士气，甚至已经开始动摇各国的统治，德国国会以218票对过了《和平决议》，要求德皇威廉二世立刻终止战争。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奥匈帝国，毕竟是一个由诸多不安分的从属民族构成的国家，这些民族这时已经开始为获得独立的主权而蠢蠢欲动。同样的事情也在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生，这些原本摇摇欲坠的国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协约国那边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法**队竟然在前线动了一次起义，让协约国不得不放弃进攻战略。战壕里的英国土兵也在一歌中表达了同样的反战情绪：“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子弹嘘嘘，大炮隆隆，我不想再呆在这里，我不想让自己的鲜血浇灌别人的胜利……”

    威廉.塔夫脱说：“如果中国和美国能促成这次停战，那真是一件大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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