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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三国历史，荆州始终是魏蜀吴三方争夺的焦点，从天下分与合的角度来说，荆州之争是三国的命运之争。

    公元208年11月，在天下闻名的赤壁之战中，周瑜大败曹操，逆江西进，占领沿江各重要城市（包括入川门户夷陵），包围江陵，与曹仁展开激烈的争夺战。

    公元208年12月，刘备趁机率部南下，抢占四郡（长沙、桂阳、武陵、零陵）。公元209年12月，曹仁弃江陵北撤，周瑜占领战略要地江陵。孙权任命周瑜为代理南郡太守（治江陵），程普为代理江夏太守（治沙羡）。同月，刘琦死，刘备为荆州牧。为了共同抵御北方强敌曹操的威胁，孙权将南郡的江南岸的地盘分给刘备，刘备在油江口建公安城。孙权将妹妹嫁给刘备。公元210年12月，刘备冒险去见孙权，要求管理荆州。周瑜则建议趁此机会扣留刘备，以绝后患。不久周瑜病死，更有政治眼光的鲁肃接职，为巩固孙刘联盟抗曹，劝孙权将荆州借给刘备，孙权准允。公元210年同月，程普从江陵退至江夏，鲁肃退至陆口，将自公安县以西的荆州长江沿岸的全部重要地区（包括江陵至夷陵一线）移交给了刘备。

    后世的顾炎武在《湖广方舆纪要序》写到：“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把襄阳的重要性用“以天下言之”给概括了。襄阳、樊城地属荆州，是江陵的门户。

    对刘备而言，夺襄、樊控汉水，可保江陵，南下顺江可谋荆州全境，北上宛洛可击曹操。对曹操而言，据襄、樊可扼汉水，南可逼刘之江陵，东可望孙之武昌，乃魏南之屏障。对孙权而言，“以襄阳图江陵容易，以江陵图襄阳难”，唯有占据荆州全境，才能独占长江天险，消除魏、蜀顺江而下的威胁，对荆州是志在必得，等待时机而已。从上述分析来看，魏、蜀、吴之间的襄樊之战其实不可避免。

    刘备一生致力打击曹操，提出“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基本国策，与曹操不共戴天，而盟国孙权却时刻想着袭取荆州，故刘备战略上有先天缺陷，缺乏灵活。

    历史上的孙权十分灵活现实，面对曹操强大的攻势，借出荆州为巩固吴、蜀联盟，与刘备共同对付曹操。其后，在赤壁之战大败曹操，在成功实现消除北方的重大威胁目标，特别是在多次讨还荆州未果之后，逐步改变战略。从眼红妒忌刘备强大开始，到暗中撕毁孙刘联盟，转而结好曹操，与曹操共同对付刘备。趁关羽倾巢而出北伐曹操，导致荆州兵力薄弱防卫空虚之际，以表面示弱、吹捧麻痹、白衣渡江之奸计，阴谋袭取了荆州，与曹操无耻联合绞杀了关羽，获利最丰。

    荆州失守，使这一维持蜀汉与曹魏、东吴鼎立的支撑倾倒，从而打破了战略格局的平衡态势，并引发了刘备的夷陵之败，成为蜀汉政权由盛到衰的转折点。

    曹操、孙权狼狈为奸，极大地削弱了蜀汉的国力，肢解了诸葛亮精心制定的《隆中对》战略，消除了蜀汉对曹魏的重大威胁，成功把刘备从事业的巅峰拉了下来。

    如果说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形势，那么关羽失荆州，则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基本格局，宣告了诸葛亮《隆中对》战略构想的彻底失败，使三国势力范围从此基本定型。

    世人皆说“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实在谬矣！

    赤壁之战后，荆州已经分属三家。曹操占据了最大的南阳郡，以及刘琮献出的南郡襄阳地区，还有江夏郡的部分地区；东吴占据了南郡的江陵和江夏郡部分地区；刘备则趁乱占据了荆南四郡，即长沙、武陵、桂阳、零陵四郡。

    所谓的刘备借荆州，也不过是从孙权手上拿走了江陵一部，而代价是划出长沙一部分地区给孙权，孙权在当地设立了一个新的汉昌郡。

    当初，孙权借给刘备江陵地区，也是迫于无奈，周瑜的去世使孙权与曹操平分天下的梦想彻底破灭，既然靠东吴一方很难守住江陵这块兵家必争之地，不如做个人情让给刘备，何况自己也可以得到汉昌郡这个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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