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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崇祯的爷爷，连他的哥哥的内库都要比他强，崇祯皇帝的爷爷可是所谓万历三大征。万历三大征是指在东北、西北、西南边疆几乎同时开展的三次军事行动：平定哱拜叛乱；援朝战争；平定杨应龙叛变，银子没少花。

    崇祯皇帝就纳闷了，着银子呢！

    兵部侍郎金之俊上奏折频催，说大明的军士们饥寒交迫，要求迅速指拨的饷。而崇祯皇帝却仍一再推诿时。

    崇祯皇帝喝着茶对王承恩说：

    “这个兵部侍郎，他眼睛只瞅着朕的内库里银子，内库里都要跑老鼠了，我你还有银子给他。兵部侍郎不管兵，却管到户部的事了，一个心思在钱字上作文章，见人拉屎喉咙痒，一旦内帑也空了，看他还有什么说的？再说，这流寇，瑶匪作乱是剿也剿不完哎！“

    崇祯皇帝沉默了，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承恩想了一下，”皇爷，广东的市舶太监喜乐有喜讯，他去年收的税有一百二十多万两银子，现在喜乐奏请皇爷，他是把税银经海陆运到京城，还是陆路运到京城，请皇爷定夺。“

    崇祯皇帝喜出望外，”海路，需要多少天。“

    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承恩想了一下”皇爷，十五日，就是漂沫滥收，海运风险高。“

    崇祯皇帝站了起来，着养心殿的御书房漫步走了几圈，突然吩咐道：”王承恩，叫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来，朕有话要对他讲。“

    明朝末期的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字泰如。崇祯年间，大臣熊开元、姜采都因为议论朝政而获罪，关进了锦衣卫大狱。有一晚，二更刚过，一个小太监奉崇祯帝的御笔，来到骆养性处。宣谕说：“通知骆某，来取熊、姜二犯的绝命文书。”

    骆养性没有马上领旨，略一沉吟，随即附上一份奏折，大体上说：“言官如果真有罪的话，应该明正典刑，和天下之人一起唾弃他们。现在昏黑之夜，圣上您仅以一张纸片交给我，就要轻易地杀掉两位谏官，我实在不敢接受您的旨意。”

    奏折送上去后，崇祯帝的怒气也消了，熊开元、姜采因此都惊险地活了下来。

    骆养性身为锦衣卫指挥使，奉命行事本无可厚非，何况察言观色、落井下石，还可能因此立功受奖；然而，他并没有盲目执行崇祯皇帝的指示。相反却冒着风险去规劝盛怒之下的崇祯皇帝。

    深的崇祯皇帝的信任，但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离开京城还是费了点力气，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悄悄办成商人，带着几个人从天津卫上船来到广州。

    崇祯十五年（1642年），御史杨学愿上疏，深表厂卫出京“执行公务”之害。他建议：“外臣获罪，但敕抚按槛车，送诣阙下，未为不可，若缇骑一遣，有资者家产破散，无资者地方敛馈，为害滋甚。”

    本来道理很简单，抓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官员，当地的巡抚巡按完全可以解决，非得由锦衣卫出马，无非是要借此中饱私囊。

    崇祯皇帝接受上疏的建议，下旨：“东厂所缉，止于谋逆乱伦。其作奸犯科，自有有司在。锦衣卫校尉，毋得奉差需索！”可这道旨意没什么实质性意义，因为离大明亡国，崇祯自缢于煤山只有两年了。执法活动公然成为牟取私利的工具大明不亡真是没有天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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