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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毕文谦缓缓放下几乎没有少水的杯子，右手搭在了那红木镇纸上。

    “说起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话题，记得，我以前就和黎华他们说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国家资本主义，在很多细节上有着相似之处，而两者的本质区别，有两个，一个是，究竟是国家控制资本，还是资本控制国家；另一个是，究竟是追求普及精英教育以发展生产力，还是追求少数精英教育以固化阶级。”

    “和公有制对立的，是私有制。显而易见的，公有制有利于国家控制资本，私有制有利于资本控制国家，这是两个不同制度区别基本区别之一。那么，究竟是公有制更好，还是私有制更好？这个问题，对于在座的诸位这样的国内党员，也许并不值得疑问。但如果要从理论上得出一个可靠的答案，则需要先抛开天然的立场。这种态度，既是研究理论的必要条件，也能够收获真正的同志，而不是盲信徒。”

    “早在申城和长者邂逅的时候，我就朦胧地提出过，后来，我也再次强调过，我们应该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爱尔兰时，我也对大晓琳说过，世上从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有能够被具体到时代的生产力水平所允许的温情，才有资格成为一个时代的道德准绳——同样的，公有制和私有制好与不好，只有在具体到时代的生产力水平下，才有讨论选择的意义。”

    “换句话说，公有制好不好？我们不能说，因为公有制对人人都公平，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剥削，所以它就一定是好的。建国以来吃大锅饭的制度在不同地方出现过的问题，我相信，眼前的张常委和电话那边的毕书记这样的亲历者，一定比我们这些年轻人更有深刻的了解和体会。如果在一个时代，公有制不能从全局上良好促使生产力高速发展，那么公有制在那个时代就不是好的。”

    “公有制如此，私有制也是如此。我这里就不用现实的事情举例来说明私有制的坏处了，那太多了。”

    “就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来说，当初，我和黎华说过，在高时间跨度的尺度下，一种具体而全面的社会制度，将会决定运行这个社会的必要经济成本。如果成本高于积累速度，整个社会就会衰退，如果成本高于库存，社会就会陷入动乱。而对于扣除运行成本之后还有节余的国家来说——这本也是一个良性发展的国家应有的常态——节余的生产力将投入到哪里去，不仅同样被社会制度所决定，更是不同社会制度之间高下的重要判断依据。”

    “万鹏在苏联，亲眼见过，物价倒挂的苏联，农民用白面包喂牲口。这个现象，直观地说明了，公有制下的苏联，有不可忽视的生产力被浪费了。我们自己吃大锅饭的时代，也在各地不同程度的出现了躺着坐享其成的局面，全国各地的个别积累起来，同样是不可忽视的浪费。在公有制的环境下，其他方方面面的问题，不用一一赘述。既然公有制中出现了诸多的问题，那么，为什么掌握的经济圈远小于美国的苏联，能依靠全面劣势的人口、工业起点、自然资源、国土面积，和美国持续了几十年的冷战，有来有回？为什么一穷二白的新中国能够用不到三十年时间在经济封堵的大环境下从彻底的农业国建立起了初步完整的工业体系，大幅度地缩小了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

    “答案显而易见——对于这个时代来说，公有制从全局上比私有制更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具体地说，公有制下，生产资料不属于个人，私有制下，生产资料属于个人。这个区别，意味着对于生产资料的处置权的不同。而在我提出的生产力的计算模型中，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能够相互转化的——这本来就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如果换成资·本主义的语境，也许可以把生产资料说成是资本，把生活资料说成是消费。当然，这两者都是广义的。一方面，大家都知道，同一时间，资本和消费的总和是确定而有限的，最高效的发展生产力的办法，必然是极端压缩消费，把生产力转化为资本，用于再生产、科研创新、教育培养，改革开放之前的新中国就是那么做的。其实，我们的公有制，也并不是绝对的公有制，我们公有的只是生产资料，生活资料虽然也有很多方面是配给制，但并没有完全覆盖人们生活的所有角落。这样的公有，其目的就是高效地压缩生活资料的消耗，竭尽所能扩大生产资料的积累，说白了，就是剥削。要说剥削严重，那几十年是最严重的，但全国人民从上到下，几乎所有人的消费都被压缩之后，生产力的节余，切实地转化成了资本，投入了最该投入的地方。对落后有深刻认识，对落后就会挨打更有深刻认识的中国人，普遍接受了这样的剥削，哪怕几乎人人都挨过饿。因为大家都知道，自己劳动创造的财富，用到了将来，用到了后人身上，迟早会开花结果。从前年开始，我们国家正式颁布了义务教育法，就是标志性的成果之一。另一方面，人都是有物质需求的，不同精神水平的人，对于物质需求的质和量，是不同的。就像我不止一次说过的，建国以前接受过战争洗礼的人们，平均的精神境界比建国后在和平环境下成长的人高得多，所以，随着建国后出生的人占全国人口比例的不断提高，人民对物质文化的需求日益增长，其中，对于物质的需求特别旺盛。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之前的那种极度压缩消费的经济政策和制度，已经渐渐不可能持续下去了。”

    “所以，将原有的经济政策和制度进行顺应时代需求的改革，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那么，该怎么改革呢？毫无疑问，我们不能选择全面的私有制。个人如果拥有了处置资本的绝对权力，这就涉及了一个操守的问题。好逸恶劳的人会过度地把资本转化成消费，这是人人都能意识到的问题，而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没有政府性质的信息汇总机制，而是在商业机密原则下，信息必然会分割破碎，个人对于再生产的决策水平以及远期规划能力，必然会被公有制政府碾压。而如果个人资本联合起来间接甚至直接窃取了政府的权力，甚至资本的所有权已经凝聚到了一个人，那么对于信息的集散和处理能力就成了关键。就像我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极致很有相似之处，极度集中并且窃取了政权的个人资本，在直接的经济层面上，非常像社·会主义。个人资本不够集中时，私有制的长远规划能力被公有制碾压；个人资本足够集中时，私有制就形成了实质性的独裁。如果我们能够相信个人的操守，相信掌握资本的人一定不会把资本转化为不必要的消费，那么私有制还有什么意义？少数人穷奢极侈的现象，过去的历史书，当今的外国，简直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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