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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我们现在谈的，需要考量的，显然不仅仅是个体的问题。”

    “所谓国家的承重轴，显然是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所谓公卿，在他们大行其道的历史时代，他们就在承重轴中。欧洲有句谚语，叫‘欲戴王冠，先承其重’，所谓权名利禄，意味着责任与担当。不然，承重轴承不了重，整个建筑，分崩离析不过是迟早而已。而在生产力决定了物质遗传继承的时代，担当过责任的先辈，和继承王冠的后代之间，精神层面的继承，却无法真正确保。就像千年前苏洵的《六国论》里所说，‘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形似而神非，何谈长久的延续？个人沉浮如此，江山兴衰也如此。”

    毕文谦看着薄书存，缓慢而郑重地点了点头，继续说道：“这是一个困境，不可能完美解决，特别是从个人诉求的角度出发。而如果像我刚才说的，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去思考，那么这个问题，又是什么模样呢？”

    “一个文明，一个国家，其兴衰，不会在乎一个具体的个体的境遇，但其上层建筑的建设和维护，总是需要具体的人来担当。就以我们中国为例吧——从三皇五帝开始，中华文明不过是一些部落的联盟，我们除了知道他们活动的大致范围，其他具体的情况，即使是考古学家，了解也不太详细；到了夏商，虽然本质上没有完全脱离部落的格局，却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而到了周朝，姬旦提出了根本性的典章制度，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政治思想，以宗法制度、分封制、嫡长子继承法还有井田制，把中华文明从部落时代彻底带入了封建城邦时代。”

    “在这个时代，国野乡遂的政治对立，死徙无出乡，是鲜明的时代特征。国人有权议政，更有从军掌握武装的权力；野人则是被奴役的农业生产者，没有政治权利。而时代进入战国时，国野之分，就渐渐被废除了，郡县制度渐渐成为主流。如果我们细看一下历史和地图，可以发现，整个周朝，城是国家的基础，国与国之间的侵伐割让，都是以城为单位。而那个时代的城，和现在的城市，是不同的。在城与城之间，存在着很多人类尚未开发的土地。一个国家的实力，相比领土面积的多寡，城的数量以及人口的数量，才是关键。”

    “而从古典军·国主义制度的秦汉开始，郡县制成了中国古代的长期的制度。随着不断开垦新的土地，人类适居的区域越来越多，城与城之间，实际控制区渐渐广泛接壤了。城郭之外的乡里，质变地增加了。而在这段跨度很长的时代，有一个极为鲜明的时代特征——皇权不下县。”

    “即使有了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中央的人事任命权，仍然只到县这一级，官吏虽然总在嘴上并提，实际上却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乡村之民，往往有皇权的概念，有乡土的概念，却没有国家的概念。所谓天高皇帝远，宗法制度下的族长的权威，往往更加有力。”

    “这一切，直到辛亥革命之后，才有了改变的端倪，直到新中国建立，土地改革完成之后，才从制度上彻底进入了新的时代。中央，对于领土境内的控制，大大深入基层，对于人民的领导，摆脱了宗法制度的局限……嗯，除了桂省那边。”

    “很显然，中国的历史，就是生产力不断发展，整个文明逐渐进步的历史。那么，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红旗车开得缓慢而平稳，毕文谦渐渐看向了静静聆听着的黎华。

    “如果只是想要给出一个合理的答案，其实不止一个。很简单地说一个好了——成本。”

    “没错，治理国家，需要成本。随着整个国家的规模越来越大，以前的制度，收益的增长渐渐被成本的增加所超越，新的制度就有了出现的必要。这就意味着，国家的承重轴，是随着发展，越来越粗的。”

    “承重轴粗了，置于其中的个人，在数量上，自然也就多了。那么，这些人是否真的合格？是否真的能承重呢？”

    “这就是一个教育资源的问题了。如我以前提出过的，一个长期稳定的国家的国力，可以通过考察经济、制度、科研、教育四个指标，来进行换算，最终衡量。那么，一个时代的面貌的本质，我们也可以通过考察其整个社会能够长期稳定教育的精英数量规模来分析。”

    “仓颉造字，文字的发明，把教育的成本历史性的降低了。继人猿相揖别之后，人类文明又进了一大步。有计划的精英培养，成为了可能。夏商时代，巫祝盛行，他们是文明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但究其绝对数量，以及所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始终是极少的。周分国野，国人都有了成为精英的可能，虽然精英传承的稳定性增加了，但绝对数量并没有飞跃。战国废国野，大量原本的贵族、国人子弟丧失传统的政治、经济利益，被迫在国与国之间奔走谋求，上到变法的无双国士，下到鸡鸣狗盗的门客，士这个中国独有的阶层出现，虽然精英的绝对数量仍然没有飞跃，但思想的交流碰撞有了历史性的突破，中华有了百家争鸣的璀璨，这也奠定了中华文明傲立世界的基础。从西汉初年的发明，到东汉蔡伦造纸术的完善，两汉时代的教育成本逐渐有了第二次历史性的降低。以支持给王莽加九锡的事件为例，在不长的时间里，朝廷收到了487572人的上书，这个精确的数字，来自于《汉书》的作者班固对政府档案的核对。有上书的能力和权力的人，必然是被国家承认的知识分子，在汉代必然属于精英。即使我们相信当时王莽的支持率是100%，这也意味着，当时整个中国的精英人数至少在50万这个数量级——这是一个极为珍贵的历史数据。要知道，以汉代的生产力规模，全国一共也才几千万人口。换句话说，古典军·国主义制度下，文明能够培养的精英数量的极限，大约就是50万。”

    “50万，看上去很多，但放在中国这样的体量下，其实是太少。在这个极限下，教育资源的传承在宗法制度的凝聚下自然地形成世家。所谓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即使显然对皇权的稳定有威胁，却也无可奈何。皇权的意志，在生产力的约束下，苍白而无力。哪怕曹操创造性地提出唯才是举，也在身死之后很快被所谓的九品中正制度取代，世家更进一步成为门阀，连凝结曹操毕生心血的《孟德新书》也在几百年间失传了——一个傲立时代的国家领导人著书立说，竟然能够失传，细细思量一下，难道不恐怖吗？”

    “直到时代进入唐初，雕版印刷术发明了，教育成本第三次历史性的降低。在此之前，杨坚废除九品中正制度，杨广确立科举制度，为了剪除门阀，最终生死国灭。李世民躺在隋朝积累的物质基础上不敢实质上动门阀分毫，只敢唠叨点儿‘吾实不解SD四姓为何自矜，而人间又为何重之’之类的嘴炮，就成了所谓的‘贞观之治’。而其后的李治和武曌，创殿试，开武科，轻明经而重进士，虽然完成了对关中门阀的剪除，对垄断经典传承权威的SD门阀形成制度性的削弱，却也导致了激烈的内耗。待到雕版印刷术开始广为流传的中唐时期，传统的门阀就不复存在了，虽然所谓崔卢李郑王的七宗五姓，在安史之乱后逐渐适应了科举制度，重拾了光彩，甚至更盛一筹，但门阀终究渐渐和军权剥离了。”

    说着，毕文谦自己不禁笑了起来：“黎华，你相信吗？五姓七家，恃其族望，耻与诸姓为婚。唐朝关中四姓之一的宰相薛元超，说‘此生所遗憾者，未能娶五姓女！’唐文宗想让太子和五姓之一的宰相联姻，结果人家宁愿把孙女嫁给不过是九品官员的一个五姓后生。唐文宗能做什么？只能感叹，‘民间脩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两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这样的社会威望，在今天看来，也许只是一段笑话，但在当时，即使是皇权，也根本无可奈何。”

    “这一切，在唐末黄巢之乱中，因为宗族遭屠戮，家业被毁夺，典籍也散失了，整个内部教育体系被连根拔起消灭，门阀，最终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

    “等到了宋朝，没有了世界门阀对于教育资源的垄断，以及雕版印刷术更加广泛的深入运用。社会精英的数量规模再一次扩大，世家门阀的体系，被地主阶级所取代，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文武分家，是这个时代鲜明的特征。以前出将入相，上马定国，下马安邦的人生标准，成为了过去——以韩琦那句著名的‘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才是好男儿!’为例。连皇帝都写诗劝读，说‘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宋朝的识字率以及精英的数量规模，到达了封建时代的顶峰，州县普遍建立官学，在北宋晚期甚至普遍设立了有平民配额甚至居养院的孤儿也有配额的小学。读书参加科举挣前程，成了当时社会上人生理想的广泛共识。甚至有官员抱怨，说有人在田边抱着锄头，手不释卷，耽误了农作。”

    “然而，这样的顶峰，是以重文轻武的国策实现的。历史上宋朝的结局，冰冷地说明了那么做的代价。之后的蒙元和满清，因为少数·民族作为统治者，刻意打压社会主体，其历史进程，除了废除贱籍、火耗归公、摊丁入亩、官绅一体当差纳粮的雍正之外，其他的基本都不具备作为考虑上限时作为参考的条件。而关于明朝，朱元璋虽然是古代史上最为人民考虑的统治者之一，甚至可以把之一去掉，但其受教育程度的低下，导致了他制定的很多国策，有着小家子气的局限性。换句话说，明朝的很多政策，如果用来治理一个省，那么将是封建时代长治久安的办法，但国土面积扩大到整个东亚范围时，那些政策，却往往不具备可行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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