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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每次阿城到了四合院，便是除了自己外的另一个带有主角光环的天然中心。

    他经常妙语不绝直到凌晨，让人听得目瞪口呆，彻底迷倒，甚至几周之后提起来还称叹不已。

    陈凯歌曾有回和戈文议论阿城：“应该有人扛着一台摄像机每天跟拍阿城，一定是部特棒的片子。”戈文当场便表示赞同，后来想了想，才觉得像阿城那样的人，恐怕还是属于文字时代，将来流传下去的，一定还是他的文字与文字中的他。

    这么多年了，戈文对阿城印象最深刻的便是他那个大烟斗，不过当时，他还没有开始抽烟斗，依然还是抽香烟。那时，他的烟瘾便很大了，抽起烟来，腾云驾雾一般。

    关于抽烟，阿城还曾说起过一个段子：

    他说他有一个老同学，叫做付肆，姓付，家中排行老四，这人数学不是很好，曾闹出过一些笑话，所以大家有时候开玩笑的叫他0-4。

    两人好几年未见面了。

    某天付肆对他说：阿城啊，你抽烟抽了十几年了，这钱可以买一辆飞鸽自行车了吧！

    是啊，阿城回答，你我工资都一样吧。

    付肆说，一样啊。

    阿城说，你从来不抽烟，让我看看你的那辆自行车在哪呀？

    段子说完，阿城便哈哈大笑，随手摸出香烟又点了一支。

    说起陈凯歌，便要说一下戈文授权给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士兵突击》。

    几个月前，戈文将自己的小说《士兵突击》以一毛钱的版税让给了广西电影制片厂的厂长魏必达，唯一的要求就是这部电影的电影导演要由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李少红四人联合执导。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拍摄，《士兵突击》已开始进入后期制作阶段。所以单位关系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陈凯歌、李少红和田壮壮三人有时会回北京来办事。

    陈凯歌正是知道戈文在北京的消息后，才慢慢的融入了这个圈子。而有着陈凯歌的引路，和他同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同级校友顾长卫、张黎等人也加入了文化沙龙。

    阿城除了作家的身份外还是一名画家，五年前的星星画展，他正是其中的一名主力。再加上1983年戈文在复旦大学的“实验绘画展”上认识的一些画家，于是这个文化沙龙里又出现了很多年轻的画家。

    随着四合院成为北京最有名气的文化艺术中心，随着电话、电报、信件的传播，慢慢的又有很多外地的文艺青年也会来朝圣。

    正如前文所说的，这个时代的很多年轻人会全国各地到处跑，他们囊中羞涩，到了某地，就不得不要找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来借宿，否则就会露宿街头。

    而四合院正是一个很好的修整地。

    戈文还记得一个外号叫做苦茶的流浪艺术家。

    在戈文的书房，当年苦茶为他画的一幅肖像画依然搁在书桌右侧的杂物架上头。

    那副肖像画里，戈文微笑的盘膝坐在矮炕上，窗户外的阳光射进来让他的身影一半光明一半幽暗。在肖像画的右下角写着“画戈文1985.1苦茶”。

    那天中午，戈文和苦茶就这几个馒头，一叠花生米，硬生生的喝了两瓶“老白干”。苦茶和戈文大谈法斯宾德，甚至预言般地说他渴望象法斯宾德那样夭折而死。

    然后，苦茶趁着酒兴给戈文画下那副肖像画。

    第二天，苦茶这人连招呼都不打，便飘然而去。

    几年后，被西方媒体赞誉为能够用“铅笔画出彩色”的女画家萧晏晏在戈文的书房里看到了这幅画，然后，默然的告诉戈文，苦茶在一年前死于车祸，他酒后骑摩托车撞在大树上……

    这些年来，诸如苦茶这样的朋友离开的消息每隔一段时间便会传来一次。

    又一种充满可能性的生活嘎然而止，他们象停走的钟，时针永远凝固在某一刻度旁。

    ……

    在四合院，戈文曾和刘长乐议论过某位批评家的修辞风格。

    刘长乐说，这个批评家常常使用“我们一向认为”，“我们历来主张”这类句子。

    戈文笑着调侃：他肯定非常亢奋，一边写还一边拍大腿。

    刘长乐说：他还频繁作总结，喜欢用“毫无疑问”，“由此可见”，“总而言之”作为一个段落的开头。

    戈文笑了：他的大腿要被他拍红了。

    此时的刘长乐还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名编辑，丝毫看不出有一丝后世那个媒体大亨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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