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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政事只有两件，一件是对俄交涉，一件是筹议边防和海防。备战求和，则和战在未定之际。曾纪泽虽远在英国，对于廷议纷纭、举棋不定的情形，知道得很清楚。

    大计不决，交涉一定无功，因而他在伦敦，迟迟其行，只是与总理衙门函电往还，反复讨论，要先定出一个交涉的宗旨来，方愿启程。

    和战大计则不但朝中争得很厉害，督抚中亦分成两派。主战的势孤而气壮，那几乎就是左宗棠一个人。

    主和的则人多而情虚，因为主和便好像是退缩、懦怯，一定挨骂，因此为头的李鸿章，只能跟恭亲王密函商酌。

    两江总督刘坤一奉召入觐，过天津时曾有一番密谈，决定谏劝持重，理由是海防不足恃，万不可开衅。

    他们一方面分别上奏，请宽减崇厚的罪名，以为转圜之计，一方面由李鸿章侧面鼓励英国公使威妥玛出面调停中俄纠纷。

    主和派渐渐占了上风，在翁同和的全力游说之下，连一向态度最激烈的醇亲王，也改变了主意，不主张遽尔决裂。

    同时，在籍养病的郭嵩焘，也上了一个奏折，洋洋数千言，分析对俄交涉的事理，主张遣派专使实地调查，伊犁尽可暂缓收回。

    崇厚的罪名，应当符合万国公法的规定。

    由于郭嵩焘的精通洋务，他的意见，自然受人重视，因而主和派的声势越振。原来主战的高谈阔论，主和的曲曲调停，有各行其是、不相为谋之势，此刻则以开议无法再缓，而崇厚的能否免死，便成了和战大计中的一个关键。

    整整三个月以来，慈安太后照例从养心殿退了朝，就到长春宫，将召见军机及部院大臣，或者入觐督抚的情形，说与慈禧太后听。

    当然，不仅仅是让她知有其事，主要的是跟她讨主意。

    “六爷又谈了一件事，说接到肃州的信，左宗棠出嘉峪关到哈密去了。带了一样东西，”慈安太后说，“你再也想不到的，是一口棺木。”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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