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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因为这本书，他被英国《泰晤士报》赏识，聘为驻中国记者，1897年到北京，开始了他长达17年的记者生涯。当时中国正处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是世界的聚焦点，也是各国列强阴谋的众矢之的。莫理循来自第一时间的独家新闻，使《泰晤士报》成了报道中国消息的当之无愧的权威。可以说，当时《泰晤士报》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中国的莫理循”。

    1912年他应中国政府的聘约，担任了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他在北京的王府井大街置有房产，当时的外交圈称王府井大街为“莫理循大街”，其英文街名牌一直挂到1949年。他的私人图书馆，收藏了有关中国和亚洲的图书、杂志、地图等文献2万多册，被称为“莫理循文库”。

    莫理循对中国造成的影响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

    他以亲历者的身份，利用《泰晤士报》向西方世界客观公正地报道了北京的“义和团事件”，认为一些西方传教士不尊重中国人感情是整个事件的重要起因，驱散了妖魔化中国的舆论迷雾。

    他利用《泰晤士报》的版面，发动了一场遏制俄国影响的运动，促成了“日俄战争”，以至于当时的国际舆论界把“日俄战争”称之为“莫理循的战争”。

    他与端纳合作，抢先把袁世凯与日本秘密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外交密件偷盗出来，泄露给外部世界，将日本想灭亡中国的阴谋大白于天下。

    他力劝中国加入“协约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认为“协约国”一定能胜利，胜利后，中国就可以参加“和会”，中国就可以在“和会”上要求废除与战败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他任《泰晤士报》记者时极力向西方世界吹捧袁世凯，而作为袁世凯的政治顾问又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

    他在巴黎和会上尽心为中国代表团所拟各项公文修改底稿，努力为中国代表团据理力争。

    总的来说，莫里循是个有头脑的国际友人，虽然他同时还是个帝国主义者。

    所以，在听到公使大人的问话后，他就听出了公使大人背后的意思。于是，他当下就回答道：“我可以去跟袁世凯大臣谈这件事，但是结果如何，我并不能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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