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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么一刹那，蒯通的眼睛彻底亮了，他之前还不太明白自家主上留下驺无诸是什么用意，只觉得光是“驺无诸向往华族文明，因此让吕哲产生好感”这一条就显得吕哲想法荒谬，现在他彻底的明白过来了。

    在蒯通想来，吕哲留下驺无诸的行为太妙了，作为俘虏的驺无诸可以随意让他们摆弄，他们想让驺无诸说什么就是什么，且湘水西岸一战吕哲军也俘获了一些来自楚国的工匠，那么一旦吕哲想再次向楚国派大军征讨完全就值得操作了。

    所谓的操作不是拿这个当开战借口，而是楚国对百越的援助这一个重点，这点可不能搞混了。

    楚国勾结百越没什么大不了的，甚至可以说不管是哪个国家勾结谁（包括异族），在现在的价值观里其实都不算什么，毕竟春秋战国的历史只要有机会增加战力，谁在乎谁勾结谁啊。

    华夷之辩现在还没有形成概念，最早出现的是在秦成公阶段，那个时候晋国非常强大，周天子麾下的诸位封君对晋国万分忌惮，其中又以被中原诸国看不起的秦国最为警惕。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很多史学家认为是“华夷之辨”的首次出现，当时的历史背景是秦国刚刚败在晋国手中，为了怕晋国报复因此有人建议与南方的楚蛮结盟，有臣子认为不是一个族群的楚蛮根本就不可靠，因此产生谏言。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出自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意为族类：同族的人。不是我们同族的人，他们必定不同我们一条心。

    又有中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

    春秋时期的鲁国是记载周室历史的国家，其实就是一本记载历史的书。

    则还没有出现。那是三国之后的晋国，而不是春秋时期的晋国。的历史背景是内战已经把华夏人口基本都内耗完了，土地大而人口少，北方的胡人（戎泛指游牧）已经在蚕食北方的土地，关中又被戎狄渗透蚕食，江统认为“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羇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向朝廷谏言，可惜的是当时是贾南风执政，因此不被采纳。

    江统的言论会被记载并不是由于在当时的西晋流传有多广，而是在出现后的十年发生了“五胡乱华”事件，因此才为历史记载，算是西晋作为华夏（汉朝之后的汉族）的罪人的罪证，拒绝采纳的贾南风也成了钉在华夏耻辱柱上一员。可是后面不断有异族统治汉族，天朝又为了民族和谐，因此关于的历史鲜有人知，连带在“五胡乱华”时对汉族有“存族”恩德的冉闵也成了刻意被消除影响的一份子。

    总的来说，“民族”和“国家”的概念不但在春秋战国相当模糊，秦一统天下之后也还没有真正的形成。倒是因为汉朝的汉武帝刘彻对匈奴展开战争，大半个汉朝历史都是在和匈奴打仗，汉朝期间出现了“民族”的概念，汉族也因此而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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