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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丰十一年，西历1861年，汉口开埠。开埠前，清廷在武汉三镇仅设有内陆关卡，如武昌的江关、汉阳的朝关、汉口西的宗关、汉口的汉关。汉口开埠后，内陆关卡一并撤消，建立以汉关为基础的江汉关。

    咸丰十一年三月，英国单方面公布了《扬子江贸易章程》和《长江通商章程十二款》定：“外商商运货到长江中上游，只需在镇江办备手续，即可在镇江以上各口随意装卸合法商货，返镇江前可勿庸履行任何海关手续。”从而导致外轮蜂拥进入长江中、上游。时任湖广总督的官文对此表示不满。向清廷上奏折，请求在汉口设关。几经周折，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诉颁发札谕：“……至汉口地方，据该督奏称，必须设关，自应准其建立，查验出进各货……”

    同治二年一月一日，江汉关开幕仪式在汉黄德道兵备道江汉关监督郑兰的出席下正式开关。一月十五日，首任江汉关税务司狄妥玛向总税务司赫德报到。

    虽然江汉关的行政大权全部操于税务司狄妥玛之手，但晚清海关的状况和权力并不是像后世许多人以为的那样——一切权力、规则全部归于英国人。

    还历史一知半解，对海关完全不知所以然的刘暹，也是到了汉口之后才晓得，晚清的海关虽然行政权上被赫德为首的英国人捏的死死地，但清廷也没堕落到将关税大权完全托付给一批外国人，自己不闻不问。清廷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为了制衡总税务司，在自己本来的榷关制度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海关制度架构——海关监督与税务司并立的双重体制。

    赫德的税务司就是人们脑海里通常以为的海关，税务司从职责和现实中也确确实实起到了‘海关’的作用。但是税务司不能完全代表满清制度下的海关，因为清廷的整个‘关税’笼罩下，除了开埠的新关外还有大量的旧关。这些旧关就完全在海关监督的‘统治’下。并且新关的一些活动也受其管辖之中,如缉私、牌照等等，再有处理港口洋人的‘外交’事宜，和督促商人持“验单”到官银号交纳税金,并由官银号开具收据。

    可以说海关监督在整个江汉关体系中，位置还是举足轻重的。而王熙朝的大关委员，就是整个国人海关体系当中，仅次于海关监督的第二等级。

    其下还有委员、总书、清书、案书、通事、差役以及炮船和哨船上的武弁、炮勇、水手等等。整个江汉关多达四百余人，王熙朝的官衔不高，才个六品，但位置绝对重要。

    先前迈胜洋行的那批军火，贝尔都没在海关报关，货物直接在关口外就由王熙朝带人带船卸了下。

    张家在湖北诸多门生故吏亲朋，王熙朝的官职要排到十名后，但分量却绝对是前三位的。

    刘暹也很清楚江汉关的重要性，跟王熙朝有意的打好关系。现在两边已甚是熟遛。

    “官制台无才，天下皆知。朝廷以他镇湖湘，乃是穷于长矛乱事。我说句不中听的话，朝廷那是需要一条狗守在那。

    现在江宁克复，长毛之余些许顽匪，翻手可灭，就用不着庸碌之人占据冲要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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