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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夜忙活。好歹没有浪费。盛伟那边也还算给力，帮顾莫杰刺探到了两条保密程度不算太高的业界讯息。

    第一。杰夫辛顿可以在cifar拿一年一百万美元的科研经费，但是没有薪水。他本人的薪水和津贴。还是靠多伦多大学发的，一年加起来不到三十万美元。

    第二，谷歌公司从去年开始，尝试立过一个“图片搜索引擎”的技术项目，预算经费不少。杰夫辛顿与谷歌的人接触过。如果此次杰夫辛顿真的可以成功拿出让“深度学习算法”臻于大成的决定性成果。他很有可能被谷歌公司请走，担任某研究所主任的职务。以谷歌的出手，估计杰夫辛顿的年度研究经费会数倍于他在cifar的时候，而且薪水也有可能暴涨五倍以上。

    这些信息，自然也第一时间提供给了费雯丽，作为谈判的依据。

    第二天一早，顾莫杰熬着黑眼圈，带着费雯丽、费莉萝姑侄，在公司接待了那两个加拿大人。让他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是，对方居然也带来了一个律师，是个白人，名叫桑德兰，据说刚刚从加拿大飞来的。

    班吉尔教授和严磊一周前来中国的时候，并没有做好要和顾莫杰进行艰苦谈判的准备，最初他们还满拟可以靠几篇sci论文的署名权就钓到顾莫杰乖乖上钩呢。谁知最后蹉跎了这么久，连杰夫辛顿教授发出去的综述都快曝光了，他们这头还没能拿下，不得不花大价钱来摆平。

    顾莫杰这一方，谈判的主力是费雯丽。毕竟姜是老的辣，费雯丽在商法领域淫浸多年，涉外的事情也是经常处理，唇枪舌剑之间，丝毫不逊于加拿大人带来的桑德兰律师。

    在谈判过程中，加拿大人屡次使用诸如此类的言辞，试图获取突破：

    “顾莫杰先生，我们希望您注意一点。在基础学术研究领域取得的任何成果，并不存在著作权、专利权等商业利益；谁都是可以对这些成果进行合理使用的。哪怕杰夫辛顿教授的论文不与你联署，那些论文依然没有任何侵权可能，可以顺利地得到发布！”

    这番话原本不错，可惜被费雯丽轻而易举就破解了。费雯丽只需要一句话，就把对方打得哑口无言：

    “那你们去发表好了，我们无所谓，还大老远跑来中国干嘛？发吧，‘法律界’会承认杰夫辛顿教授的一切成果都是他自己自创的。没有借鉴任何前人的成果。但是仅限于‘法律界’。”

    桑德兰试图反驳，但是被班吉尔教授拦住了。

    因为桑德兰接手这件事情还不久，他的律师属性一发作。谈事儿的时候就容易犯只看法律界层面得失的错误。

    一个律师，有时候是会以“全世界人都知道我的当事人有罪、但是我偏偏有本事让我的当事人在法律层面上无罪”为荣的。

    就好像辛普森杀妻案。虽然他的律师团强大无比，花了几千万律师费把案子摆平了。但是辛普森后来因为家财散尽、付不清律师费的欠账，不得不写了一本书，叫做《ifido》（《如果是我杀的》）。来阐述“如果当年是我杀了我老婆，我应该是如何作案的”来炒作、来挑衅社会，博取眼球和书的销售额。

    那本书出来之后，世人都认为辛普森真的杀妻了，可是当初给辛普森打官司的律师依然很得意。反以为荣：如果一个律师只能帮助无辜的人脱罪，算什么本事？不就应该做到，哪怕我的当事人有罪，我都能把他捞出来，这才显本事么？这才有无数人不顾昂贵的律师费来请我么？

    桑德兰律师觉得，他的谈判，只要证明“法律层面上，杰夫辛顿教授没有任何瑕疵”，就够了。

    可是班吉尔教授知道这远远不够。他的院长，要的是永垂不朽。

    桑德兰来得太急。太仓促，还来不及搞清楚一切问题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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