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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如果把革命的涵义扩展成推翻和建设两个阶段，就会得出与陈文强相似的判断。那就是：立宪派可能会转变成革命的同盟军；立宪派的壮大对于国家建设是有益的；在中国这个宗法社会，立宪派是维持地方的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而这个判断又有个前提，那就是要在立宪派中区分出宪政派和保皇派。虽然在目前看来，似乎二者是合而为一的。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以谋求更多政治利益为目标的工商人士与乡绅组成的宪政派，和死硬的满汉官僚组成的保皇派的分裂却是不可避免的。

    用旁观者清来形容陈文强是很恰当的。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浮躁与狂热齐飞，不安与骚动共舞。能够冷静思考，并意识到推翻满清只是国家有可能强盛、崛起的开始，要解决的问题既多又难的，恐怕只有对革命不够激情、乐观的陈文强了。

    “到现在为止，我赚的钱已经很多了，花出去的也不少，可也只改变了很少人的生活状况。”陈文强感慨又无奈地连连摇头，“上海，只是一个上海，在中国地图上只是那么一小块，而要使这里的民众活得象个样子，我都力所不及。再想想全国各地的民众，你觉得要花多少钱才能让他们有衣有食，怎样的制度和政策才能让他们摆脱贫困？只要革命一成功，这些问题便能迎刃而解吗？”

    “革命是势在必行的，这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宋教仁停顿了一下。说道：“如果大环境不改变，花多少钱也不会有大的效果，更不要说施行和落实好的政策法律了。”

    “我不是说不革命。而是说要考虑得具体些。”陈文强微微皱起眉头，说道：“把事情设想得过于简单，困难估计得过于轻松，显然是有害无益的。慷慨激昂的口号是容易喊的，可具体的解决办法呢，现在看来是很空洞、不切实际的。复兴会要体现出自身的成熟和先进，看问题的目光长远。就不妨在细节上多下功夫。”

    “文强，你说得再详细一些。”蔡元培在旁说道。

    华兴会起事失败后，黄兴、宋教仁率大批成员逃至上海。准备赴日避难。通过章士钊和蔡元培，黄、宋等人与复兴会进行了接触。争执、辩论是不可避免的，有转变思想的，也有固执己见的。华兴会成立时间太短。显然还谈不上组织严密、思想统一。

    没错，宋教仁便是转入复兴会，并留在上海的原华兴会中的一员。而这也不并意外，从历史上他能大部分都缺乏一个系统的认识，只是停留在肤浅的阶段，先干了再说，更是一种通病……”

    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

    而陈文强却要反其道而行之，首先在世人面前描绘出了一个宪政国家的形象，指出建立宪政国家的大概方案。并且将把这个宪政国家要采取的针对社会各阶层的政策以法律的形式一一列举出来，针对商人的有《商法》。针对工人的有《劳动法》。针对农民的有《土地法》，针对士兵的有《兵役法》，针对学生的有《教育法》………

    “说到底，革命是要改变不公、黑暗的现状，并且对大多数人都将是有益的，这便是我要向世人阐述的主要内容。”陈文强讲解完毕，总结道：“我觉得，只这样清楚明白地让别人了解革命是关系到自身的好事。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才会对我们要进行的革命放心，才会支持并拥护我们的革命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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