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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元培愣怔了一下，与杨笃生对视一眼，不由得都笑了起来。

    要说杨笃生（又名杨守仁），在晚清新政时期的湘省，也是个亮点人物，与杨度并称“湘中二杨”。一九零二年赴日本留学，初用功奋进，“习日语、数学甚苦，尝失足倾跌，伤足趾，痛甚，然扶病上讲堂受课，不肯休。”后见国势日危，遂无心向学，“欲奔走呼号”，以救亡扶危，归国往来于北京、上海之间，主持参与组织了北京的暗杀活动。“党人能**，自守仁始”，甚至因此损伤一目。

    一九零九年，杨笃生前往英国留学；1911年，他听说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失败，许多同志牺牲，神情沮丧，夜不成寐，于同年七月初于利物浦蹈海自尽，遗嘱中还将历年所积一百金镑捐助革命。

    虽然杨笃生的生命短暂，但其担任过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立报》主笔。文才自不必说，且“皆能言人所不敢言”，“以坚确之辞义，抒真挚之情感。欲天下哭则哭，欲天下歌则歌”；黄兴也称赞他“思想缜密”，实为“美材”。

    从这些历史评价来看，杨笃生是个比较感性的人物。虽是书生，个性当中却有让人生畏的勇力与傲岸。这种性格决定了杨笃生一生的选择，包括他最后选择的主动赴死。

    “文强是担心我等无暗杀之力、之能？”杨笃生想证明自己的判断，开口问道：“我觉得既有杀身成仁之心，其余则或可忽略。且无论成败，皆可激发士气，唤醒民众。”

    陈文强摇头表示反对，缓缓说道：“若以刺杀激发士气，唤醒民众，我觉得并不比宣传鼓动来得更好。而若使刺杀发挥极大作用，便要保证成功几率，务求一击必杀。比如为配合暴动起义而刺杀敌方重要人物，比如刺杀严重阻挠革命的元凶巨恶，比如刺杀镇压起义的罪魁祸首等等。若无刺杀之能，只抱成仁之心，一经失败，不仅使刺杀目标警觉而加强防范，徒增日后困难，又白白牺牲仁人志士之生命，我觉得十分不妥，不值。”

    “另外——”陈文强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刺杀或暗杀可以作为革命的一种手段，但却难以从根本上动摇满清统治。所以，应该是一种辅助手段，而发动大规模的起义暴动才应是主流。如果同意这样的判断，又何必要求人人搞暗杀，人人当刺客呢？”

    “文强，有话尽可以直说，难道到现在，咱们还不能相互信任吗？”蔡元培猜不出陈文强想要干什么，但却知道他所图非小，把王之春掳来，也就是加深信任的一个表示。

    陈文强点了点头，说道：“还是蔡先生知我，我确是有重要的事情要与诸位商讨，不知诸位是否介意按照江湖规矩随我去一个隐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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