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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柳湘莲也很清楚，能够顺利推进不是因为他能力多强，说到底是长芦盐场规模较小，这些利益团体没有掀桌子的本钱，才有这等效果。

    但同样会“人亡政息”，一旦他离开便会很快恢复原状。

    这也是他不急于去两淮的原因，那边水太深，利益团体的强大非长芦可比，贸然进入很容易着了别人的道儿，正好借机长久保留巡查钦差的职位，只要有进展便可，先拖个一年半载。

    光是盐场还不够，他需要更加广阔的“根据地”，而永平府便是他选中的地方。

    毫无疑问，永平府是座宝库，域内资源极为丰富。不说其他，单是开平之煤、唐山之铁便意义重大。而且位置极为重要，北面以长城与蒙古诸部相隔，东虏首次内犯的破关之地便是喜峰口！东面是山海关，重要性更无需赘述。

    现今辽东官军野战进攻不足，凭城防守尚可，所以绕道蒙古诸部入侵关内仍会是东虏未来的选择，届时永平首府当其冲。

    如果能暗中在此备下一支战力强悍的小部队，便能在东虏入境分兵之后，利用地形地势和火力优势对其偏师予以毁灭性痛击。

    此外，万一京中忽然发生内变，也可很快挥师入京，抵顶大局。

    不足之处则在于此地多山地，百姓较为贫穷，承受能力薄弱，而且柳湘莲并非地方官员，更不是驻地军官，如何掩人耳目暗中发展军队？

    想来想去，柳湘莲决定开矿建厂，暗中发展，不能再等了。

    但此事同样不易为，首先需要获得朝廷同意。

    禁矿之策也是承袭明制，朱元璋认为开矿“利于官者少，损于民者多，不可开”。的确符合当时战乱过后民生凋敝亟需休养生息的现实，但因此形成“矿不可开”顽固认知则大错特错。

    士绅担心破坏风水而阻挠，究竟是无知还是为私利，暂且不谈。官员同样认为开矿为弊政，有人甚至言之凿凿说：“开采之弊，大可虑者有八。

    矿盗哨聚，易于召乱，一也。矿头累极，势成土崩，二也。

    矿夫残害，逼迫流亡，三也。雇民粮缺，饥饿噪呼，四也。

    矿洞遍开，无益浪费，五也。矿砂银少，强科民买，六也。

    民皆开矿，农桑失业，七也。奏官强横，淫刑激变，八也。

    今矿头以赔累死，平民以逼买死，矿夫以倾压死，以争斗死。及今不止，虽倾府库之藏，竭天下之力，亦无济于存亡矣。”

    纵观所列，统治者在意的核心问题是“激变”，而究其原因，开矿由政府主导，矿工都是无偿征用，饱受压榨，完全不顾他们的死活，甚至连基本生存都无法维持。

    这种情况下是默然而死、抑或忿然相抗，还用选吗？

    不去考虑真正原因，进而祛除弊端，只顾胡乱攀扯，错乱因果，最后简单的一概禁之，此辈官员非蠢即坏！若是前者，可谓无能至极，怠惰至极！

    当然，实际上并非绝对不开矿，但朝廷主持的开矿往往获利不足，甚至工本钱够不够，沦为笑柄。

    自从辽东兵兴，国用匮乏，朝中也有官员曾提出开矿以补国用，但阻力重重，未能通过。实际上，禁令早已废弛，如今私矿何处不在？柳湘莲严重怀疑那些反对者中有偷偷开矿的！

    官员之私心且不论，在皇帝看来开矿也确有不妥——官办成本太高，私营风险太大，难解。如果柳湘莲不能解决这个顾虑，同样难以获得永隆帝的同意。

    偷偷开矿也不是不可，需要凭借权势金钱打通地方关系，让地方官代为遮掩，但这对早已招致“众怨”、万千诽谤集此一生的柳湘莲而言，无异于自寻死路！

    于是在改建盐场、发展屯田和渔业之际，柳湘莲深思熟虑之后，再次上题本，其中说道：

    “……鉴于明季之失，世人多以开矿为弊政，决然不可行，臣独以为不然。

    此弊不在开矿，实在开矿之法！向来开矿，徭役滥征，工本不计，不知施以巧技，徒然榨取血汗，欲民忍挞待毙可乎？是故利不可得而乱生……

    然以臣观之，矿者，藏之于山间，非有智有力者不可得也，实为天赐我中国之福泽，能不损民利而善用者，可也。

    今若择殷实良善商贾，于某府某州某县之地，特许以开矿建厂之权，令其便宜行动，而官府不与经营，唯督之以守国法、纳矿课，则民、国两利……

    为验此策可行否，臣请特许柳氏商号于永平府境内开矿建厂，每年纳特许金白银一千两，并以十一征税，试行此法两年，成效如何，自可显现。……”

    简言之，柳湘莲提出建立特许制度，厂矿官督商办。

    如此一来，朝廷只管收税和监察，不参与经营，不需要投入，先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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