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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年他去山西创立大学的时候，就曾经邀请王国维先生去教书，被拒绝之后，静安先生第二天就投湖了。

    甚至，这位先生跟北大不少师长关系都不错，比如，周一良先生早年在青岛的时候就曾经住过卫聚贤先生的家。

    这事，一般人都不知道。

    同样，以前卫聚贤在重庆的时候，没事干就喜欢去找汉墓研究，同行者还有郭沫若先生，这两位的有过交集估计很少有人知道。

    甚至四十年代，一些考古学家，如夏鼐、曾昭、冯汉骥等人都提倡用民族学材料解释考古学遗物。如夏鼐先生对寺洼文化的墓葬研究，“据此分析了寺洼文化的内涵，并提出将出土遗物和少数民族文化相结合以研究少数民族早期历史的方法。”

    然而，以上这些先生都不算真正研究民族考古的学者。

    国内真正有学者专门从事民族考古或者提出来民族考古学这一概念，是建国以后。

    到了五十年代，林惠祥跟梁钊涛两位先生都算是国内最早研究民族考古的一批学者了。

    原因很简单，这俩位都是人类学家。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人类学家能够研究的问题也就是民族相关的课题了。

    除了林惠祥跟梁钊涛两位先生之外，还有川大的童恩正先生也是从人类学转到民族学考古的。

    六十年代，冯汉骥跟汪宁生两位先生则开始运用如对云南晋宁石寨山文化的研究，首先运用考古学方法，认识到这是一种有别于其他的地方性文化。但对这一文化所反映的社会面貌和族属等问题的讨论，正是运用民族考古学方法才使之深入，获得今日之成果。

    实际上，这个时候，汪宁生先生也开始到云南从事民族考古的研究了。

    李仰松先生也是如此。

    不过相比较，其他先生，李仰松跟汪宁生两位先生研究方式则不一样。

    他俩是北大考古专业出来的。

    研究民族考古更多是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然后跟民族志做对比，相互验证。

    跟汪宁生先生齐名的宋兆麟曾经把他们的研究民族考古学的方式称为民族学与考古学比较研究。

    他还把民族考古分为两大类。

    第一个类，就是边疆地区民族考古，如吴越考古，匈奴考古，滇文化考古，南诏考古，辽金考古等这些才是真正的民族考古，在我国是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队伍很大，人员很多，贡献卓著，这是我们首先应该重视。

    跟李仰松，汪宁生两位一样，宋兆麟一样都是北大考古专业毕业的。

    非人类学背景出身的他们洒，都是从考古学的角度去比较民族学，然后从事民族学考古。

    甚至早些年，国内还有一个巨大的争论，就是民族考古它是不是一个学科？

    认为民族考古是一门学科的学者，不受，比如中大的梁钊涛就率先提出民族考古学的概念。

    甚至国内第一个民族考古方向的研究生就是中大人类学专业招收的。

    后来到了八十年，中大人类学招收的研究生，全部都要去从事民族考古研究。

    这也是为什么当年中大会在国内众多高校里面成为民族考古学的扛把子的存在。

    跟它们用全校之力去创办民族考古学专业有关系。

    所以，这个年代的中大民族考古学还是挺牛逼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跟北大起名，想要学习民族考古，去中大就对了。

    苏亦对于民族考古是有感情的。

    他前世读博的时候，就读这个。

    因为他留在云大，也只能读这个。

    研究生阶段弄着玩似的研究公众考古，并不足够支撑他去读博，因为国内就压根没几个博导找这个方向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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